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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需转型： 从追求数量扩张转为注重质量效益 ——未来十年经济走势思考 张卓元 进入新世纪后，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五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8年遭受国际金融危机袭击后，由于政府实行强刺激投资计划，2008和2009年经济仍实现9%和8%以上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在规模和数量扩张地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令世人瞩目。到2008年，我国GDP按当年汇率计算折合成美元达38600亿美元，人均3300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由于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许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如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水果等产量居世界第一，工业品中的钢、煤、水泥、化肥、棉布、汽车等居世界第一。 但也要看到，在经济基本上沿袭粗放扩张模式超高速增长和强刺激投资的同时，积累了不少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因此，展望未来十年，包括第十二个和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即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我认为，中国经济需及时进行转型，从追求数量扩张型为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型，也就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型，使经济真正走上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一、中国经济因连年高速增长而积累了几个失衡 由于经济的连年两位数增长，加上国际金融危机袭击下采取强投资应对措施“保增长”，中国经济出现了几个大的失衡或不协调。 一是内外需失衡。2007年我国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6%，比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的18%高出一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收缩，出口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从2008年秋冬后至2009年年底的情况就是这样。 二是投资消费失衡，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降到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2008年降到占GDP的35.3%，2009年估计居民消费率还要下降，比一般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占60%左右低近一半（2008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为70.1%，印度为54.7%）。这是我国的需不足的主要根源。 三是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失衡。资源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我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1990年还只占5%，目前已占50%左右，风险很大。 四是区域、城乡发展打失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且未能扭转。这是多年的老问题。农民收入水平太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比名义上为3：1，实际（加上社会福利）为6：1。农村市场小，农民消费水平低。基尼系数新世纪以来一直超过0.4的警界线。有学者指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改革内参》2009年第32期，第49页） 在上述四大失衡中，最主要是投资与消费失衡，或储蓄与消费失衡。投资增速很高，产能过剩，只好靠扩大外需找出路，出口依存度一路攀升。投资增速很高，粗放型扩张，必然要付出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投资增速很高，在于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财政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力不足，不能很好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和收入差距，不能扭转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冲击使中国几个失衡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突出起来。2009年强投资刺激政策使这一失衡更趋严重，成为今后调结构的重点。 有人说，中央政府2008年冬出台的4万亿万元投资没有挤压消费。的确，经过2009年春“两会”后修改的4万亿元投资（这次修改较大幅度地增加了用于改善民生的项目）总的说结构比较合理，不会严重挤压消费。问题是，4万亿元投资是中央项目投资，其中2009年落实的只有2万亿元左右，而不是全社会投资，由中央投资项目带动的二三十万亿元地方投资项目才是大头，这些投资习惯性地投向“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和一些重化工业项目。已有不少报道披露，不少原来被认为不能上马的“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项目，又在重新上马。2009年1—10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已超过15万亿元，同比增长33.1%，可见，中央项目投资只是全部投资中的一小部分，不能用中央项目投资结构相对合理说明全部投资是合理的，不会挤压消费的。 从2009年实践看，保增长和调结构（特别是调整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是有一定矛盾的。为了在本年度保增长，只有进行大规模投资才能见效，因此，大量上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铺新摊子，粗放扩张。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据国家统计局材料，2009年1—9月，全国GDP增长7.7%，其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出口贡献-3.6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消费几乎多一倍。预计全年的趋势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强刺激投资实现的增长，将进一步恶化投资与消费的结构。 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投资增速过快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产能过剩。官方公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