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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周其仁 天则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在已经出版了第一批成果。这批成果的一个显著特点——系统地将自科斯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发展运用于中国近年发生的制度变迁——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同时，这项研究也比较系统地在中国实践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已有评论的注意。因此，本文侧重讨论这项研究的方法论含义，并借此机会和读者交流关于科斯研究经济学方法的体会。 科斯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科斯有一个迷人的特点：他的研究成果好像总也造不成“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读者一定知道，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被世人刮目相看。后来大行其道的“交易费用”概念，据科斯自己回忆，形成之时约为1932年。其时，科斯还是一个中国人所讲的“小年轻”，在英国一家经济和商业学院里担任“担心备课达不到水平”的助理讲师。五年后，论文发表，师友学长中有人前来道贺，但竟无一人讨论科斯的新见解。当时看好这篇论文对经济学发展异常贡献潜力的，好像只有科斯自己（他当时写信告友人，“我不相信我的一生中还会作出如此重要的工作”）。到50年代，论文被选入美国一本重要的文选；60年代，有人在脚注里加以引证；70年代，开始有人讨论；直到80年代，引证和讨论才突然与日俱增，以致“比前40年的总和还要多”。1991年11月，当科斯在斯德哥尔莫为他在交易费用、产权、企业和社会成本问题上对经济学的贡献而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已经80多岁高龄，垂垂老矣。 不过，即使在科斯名扬四海之后，还是少有人谈到他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我们看到，无论行家里手们同意不同意，“科斯定理”已经被广泛“考虑”过了。“交易费用”概念，有人阐述，有人运用，有人批评，也已经广泛地、甚至过于广泛地被“考虑”了。“社会成本问题”的思想，对产权、商业纠纷、环保和其他公用财的利用、以及一切具有所谓“外部效果”的合约问题的深远影响，更是有目共睹。但是，科斯何以得出这些影响和改变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来的？科斯的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问题就少有人问了。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科斯简白的“散文”式论述中，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高深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时代的潮流好像就是宁肯崇拜“高深”而误入歧途。也许需要另一个40年，科斯“研究真实世界”的质朴手法才会引起应有的注意。 其实，科斯1937年的论文恰恰是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开篇的。他在一开卷就指出，过去的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并批评许多经济家学在建立一种经济理论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在开篇第一段落里，科斯中心阐明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manageable）”，而且必须是“真实的（realistic）”。 据科斯自己在1987年的一次讲演中推测，多数读者都忽略了他的这个方法论的意见，以致在阅读时会跳过这个段落（而一位叫Putterman的先生果然在一次再版此文时将这一段落全部删去）。我们当然不得而知，有多少中国读者在阅读此文时跳过了这一段。我自己的经验是，虽然读了这一段，但还是忽略了科斯的独到见地。因为我曾经误认为，科斯的这段话无非是客气地引用并同意1930年代在伦敦赫赫有名的罗宾斯的论点。后来，当我读了上引科斯在1987年的讲演稿，才知道科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意见完全与罗氏相左！因为罗宾斯在《经济学是一个严肃的主题》（1932）中的主要论点是，经济学的前提性假设必须是易于处理的，如果我们能处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我们也只能别无选择地用这些不真实的假设。而科斯当时就反对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了其“易于处理性”而牺牲前提的“真实性”。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这里所谓“易于处理”，就是指易于运用经济学累计的知识和分析技巧来处理要研究的问题。这一点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分工的知识结构中，专门学科的知识和技巧的累积对于提高认知的效率有重大意义。如果每一时代的经济学家，都“创制性地”选择一些完全无法运用经济学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作为前提性假设，并在这些假设下开展研究工作，那么经济学根本不能形成任何可累积的传统，也无法作为一门学科来发展。科斯并不反对假设的“易于处理性”。他反对的只是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唯一条件，特别是反对为了“易于在经济学上处理”而不惜牺牲前提的真实性。在科斯看来，这种为了易于处理而放弃真实的倾向，已经导致如下不良倾向：“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Coase，1987，52）。如果经济学家都如此“经济”地生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