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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自 超 传 张自超（1654—1718），字彝叹。江苏高淳人。清康熙间著名经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博通经史，一生授经讲学，文著甚丰。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举于乡。康熙四十二年癸末（1703），得中二甲第四十九名进士，不谒选即归。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经著名经学家翁荃（止园）推荐，浙江巡抚徐元梦（善长）聘请自超主讲杭州万松书院（旋改名敷文书院）。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徐元梦回京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特以经学笃行向朝廷大力举荐自超。康熙五十七年戊（1718），他蒙诏入都，北行至山东荏平，无病而卒，享年六十五岁。 张自超卒后，他的事迹被载入《大清一统志》与〈清史列传〉，以示褒扬；他著的《春秋宗朱辩义》被收入《四库全书》。另有《沧溪涩音集》诗集等著。 张自超世居高淳沧溪张家垛。幼年丧父，亲族亦凋零，生活十分贫困。他一面刻苦攻读儒学经籍，一面下田耕作，侍养寡母。在诗作中，他曾描绘自己的清贫生活：“我生骨瘦常苦寒”，“垢面相逢仍苦饥。”但是，与一般儒生不同，自超从不以读书为手段挤人仕途，摆脱贫困生活，而是力求从先儒的教诲中寻找自己的理想与实现理想的途径。因此，他对待功名、利禄、财产乃至家庭，都看得很淡，对贫困生活亦甘之如饴，唯勤学不辍。这样，他年少时就博通经史，补了县学生，而且每次考试都首屈一指，在当地很有名气，也颇受人敬重。其后，将近三十年竟累试不中。别人为他不平，他却很坦然，没有一点沮丧和恼怒的表现。相反，愈肆力于诗古文，“所得皆惊迈，而未尝争名于时。”他不赞同那些官场失意就自叹日暮途穷、没有出路的人，认为他们不能自甘贫贱而移志，其实是过于热中名利，并非真正读通经籍，认清世理的达观之人。他吟咏道：“途岂有穷时？毋乃太热中。学道无独识，举足迷西东。……能贵不能贱，遂为物所攻。……愿为达观者，与世开鸿濛。”沈德潜（归愚）评述说：“途岂有穷时，唤醒急躁人。多少贫贱能移之人即富贵能淫之人也。”所以，他博通经史，是为求道，并且亲身实践，加以推行，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康熙四十二年癸末（1703），他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这为他进入仕途打开了大门。会试之后，礼部尚书韩菼（慕庐）曾倡言自超宜在上甲，想让他在馆阁任职。他以母亲年老多病，亟需回家亲自侍奉，登门坚决辞谢；后榜示为二甲，亦可得官县令，他仍坚持初衷，认为自己并无当官的才能，不能为当世所用，并且已过五十，决心回乡，连进谒吏部都不干，随即离开京师，返回乡里。在家乡，他一面奉母，一面讲经课徒。当年秋，母亲病逝。其后，虽然他生活依旧清苦，但声誉日隆。人们不仅敬重他的学业，更钦服他的品格。 张自超博通诸经，尤长《春秋》。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宗朱辩义》十二卷。在该书的《自序》中，自超指出：他治《春秋》而宗朱熹，目的在于“辩诸儒是非异同之说，以发明《春秋》之义也。”他进一步指出：宗朱的含义在于，按紫阳朱子解析儒经之总体精神，按紫阳朱子治学的基本方法，以求理解先儒孔子的思想，而不被各家不同解说所迷惑。他说：“学《春秋》者，本朱子解《易》之法以解之，则大义皆通，而圣人之心所为炳若日星者，不至晦于诸儒隐深曲异之说矣。”他又进一步提出自己治经的独到见解：“解经之法，……要在于全经大义触处皆通而已。”“朱子之说虽略，因其说而推之，不必强立为例，而后可通于前，变可通于正，又何先后之互异、正变之不同哉！”这就是说，自超治《春秋》之基本思想，以求贯串全书，使前后、正变等触类皆通，而不要以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为依据，牵强附会，加之全篇，造成前后矛盾、正变不通的情况。自西汉以来，诸儒纷治君经，或探索先圣之微言大义，或考据史事之细枝末叶；前者失之于琐屑烦复，后者毛病在穿凿附会，两者都不仅背离孔子原意，更使人不得要领，读而生厌。因此，自超治《春秋》，从方法论上说，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即使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著名学者纪昀（晓岚）评述说：“是书大意本朱子据事直书之旨，不为隐深阻晦之说。惟就经文前后参观以求其义，不可知者则阙之。……虽以宗朱为名，而参求经传，务求心得，实非南宋以来穿凿附会之说。”他又指出：该书“篇首总论十二条，颇得（《春秋》）比事属辞之旨。”这一分析，大体表述了当时清儒对此书的评价。《清史列传》对自超该书的评论，亦与此同。大学者方苞（望溪），也是自超的好友，就很赞同自超的这些观点，他著《春秋通论》时，“多取材是书。”时人评述说：“近时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阙如编》外，此其亚矣。”可见此书在清代前期思想界与学术界颇有影响，张自超在当时确实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 张自超还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除了读经和撰述之外，就是授徒讲学。这既是他维持生计所必须，也是他的事业，即传经布道，以实现其理想。他在《秋怀》中吟咏道：“大道自坦夷，于中生荆棘。扩清有古人，所贵无遗力。尧舜至今存，孔孟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