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东北文言文学话语转型与新变.docVIP

20世纪初东北文言文学话语转型与新变 0世纪初东北文言文学话语转型与新变 0世纪前期的东北社会处于传统社会的尾声和现代社会初创时期，在内因外力的共同作用下，社会形态包括文学形态在内都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体现在文学的话语变革和文体变化异常丰富。一般地说，文学话语符号依赖于文化系统，因此在文学话语系统中，我们会发现文化和社会存在的深层形态。总体地看，这一时期的东北文学和整体的中国文学一样面临着传统文学体系与新文学体系发生关联、消长，进而融入世界文学大潮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就完整的20世纪东北文学而言，此一时段的文学创造有着独特甚至重大的意义，缺失这一时段文学的历史描述和研讨，东北文学的全貌、演变的历程以及文学的话语和文体成就就无法得到完整准确的体现。立足于话语，在“世界之思潮”和“固有之血脉”[1]的双重文化结构下，对20世纪前期东北近现代文学的考察，将揭示其文学功能、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文学话语，与语言学意义的“话语”不同，它不是纯粹的语言形式，而是始终与话语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创造活动，在创造文学美感的同时，它还要具有人文力量和实践特点。对此，福柯说：“话语也许同语言不同，它基本上是历史的，它不是由可拥有的成分构成，而是由人们不能在话语展开的时间范围以外对它进行分析的真实和连续的事件构成。”[2]如果说福柯侧重的是话语的思想史方法的视角，那么巴赫金的表述更专注于文学领域，他说：“本文的主旨，在于克服文学语言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同抽象的思想派的脱节。形式和内容在语言中得到统一，而这个语言应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所活动的一切方面，它的一切成素，从声音形象直至极为抽象的意义层次，都是社会性的。”[3]“指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而不是作为语言学专门研究的对象。”[4]所关注的是文学话语所具有的思想性、历史性和实践性，而不是语言的语言学属性，后者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呈现的是“抽象的、纯净的词语及抽象的成分”[5]。文学话语具有语言性，具有语言的形态，但它又与传统的语言形式不同，有着整体性和思想实践性，文本提供的话语过程是复杂的行为和思维过程。巴赫金进一步阐释，“生活话语显然不是自给自足的。它产生于非语言的生活情景中并与它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而且，话语直接地由生活本身补充并且不失去其自身含义，不可能脱离生活”，话语“表述的生活含义和意义都与表述的纯词汇构成不相符合，说出的话语都蕴含着言外之意”[5]。文学话语与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是对它们的文学化的具有艺术创造力量的言说。正因如此，福柯和巴赫金在具体的话语分析中都倾向于将话语视为“事件”，由此而指向特别的美学蕴意和社会、历史意义，而不是语言学的、词典式的表达。 　　在近现代东北文学体系中，文言话语与现代话语长期并存，从最初的《俄灭波兰记》，到十几年后的《点金术》、《出人意外》、《家庭革命》等，文本众多。在白话小说成为叙事主流的同时，文言小说时隐时现，一直是东北文学中不容忽视的分支，更遑论大量旧体诗词散文等文言文学话语，这也说明着文言文学话语的生命力和在20世纪前期东北文学中的一席之地。文言是雅化程度很高的语言，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积累中形成，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它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数千年，先秦诸子著作、辞赋、史传、古文等都采用文言文的书写，传统文学各体亦均以文言为主要用语。至20世纪初年仍是此一况景，当时有两套语言体系并存，即文言和白话。文言文作为书面语，主要被官府和知识分子使用，属于正规语言，教育的匮乏使得普通市井百姓不会自然也不能理解这种语言；由各种口语组成的白话体系，主要是一种日用语言或者民间语言，用于日常交流，不仅被老百姓使用，知识分子和官场在日常交流中也广泛地使用。事实上，至20世纪，中国的白话也已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水浒传》、《红楼梦》等为古典白话小说的优秀之作，代表了古典白话的巅峰成就，虽为白话，与现代文学意识的现代文话语并不可视为一类。20世纪前期的东北叙事文学中的白话之作，如穆儒丐的早期作品，所用的亦是古典白话小说话语，而非现代小说话语，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现代文学话语的出现与现代学科教育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教育的间接产物。 　　考察20世纪前期的东北文学生态，不难发现，在进入20世纪近20年后，白话文体大行其道，成为文学话语的主流；而文言文学话语，无论是诗词还是小说，也仍葆有一定的生命力，在文学话语转型中有着可观的变革与创造；而在白话文学、翻译文学、文言文学的多重助力下，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也即现代文学话语正在选择与创造中生成。 　　从主题视角看，伴随着对近现代世界格局的体认，东北与世界联系交流的增多，社会生活现代化因素的增加，文言小说已将外国故事纳入自己的叙述主题；不仅有用白话创作的外国题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