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对外关系若干问题再思考..docVIP

PAGE PAGE 1 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晚清对外关系的研究囿于一些模式化的命题、思路和观念，不能与时俱进。本文认为，应该放宽研究历史的视野，对晚清社会和外界的联系，不仅仅从国家层次进行分析，也不能仅仅从政策的角度进行梳理。由于晚清和外界的接触是一个全面的、划时代的接触，因此需要综合的研究才能把握一个更为真切、更为丰富的晚清对外关系史。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发现朝贡体制模式并不完善，“冲击——反应”模式更是隐含着复杂的命题，弱国不一定没有外交，而基督教在中国的渗透遭到的抵抗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关键词：晚清对外关系 朝贡体制 “冲击——反应”模式 晚清对外关系研究若干问题再思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李扬帆 一，“朝贡体制”(the Tribute System)分析的局限性 费正清在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研究中的地位是无人怀疑的。但他的“朝贡体制”理论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晚清和西方接触前中国的外交实际，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由此，实际上引申出另一个命题，即美国的“ 由此，实际上引申出另一个命题，即美国的“中国通”在多大程度上真的了解中国？笔者在1998年百年校庆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曾经问香港学人黄枝连教授（他曾经是费正清的学生）：费正清的许多关于中国传统外交的理论看来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外交史的实际，我问他该如何办？他说：“不行就抛弃它。”的确，学术的进步在于勇于突破，而我当时可能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实力。费正清对中国的认识之深刻是不容质疑的。后来人只是发现旧有的理论可能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当代美国的策士对中国的认识，与费正清相比，他们则更不怎么了解中国，往往基于表面的现象而轻易得出结论。比如，颇受关注的Michael Pillsbury (白邦瑞)在《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中译名：《美国学者解读中国安全》)中，对于西藏问题的论述表明他并不了解中国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在哪里。又如，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兴起的“中国可以说不”和“美国遏制中国”的论调，据笔者对一些作者的了解，他们在很大程度是想利用中美关系“炒作一把”。现代媒体、传统图书和当代炒作气氛的奇妙结合，使得美国的智囊多少高估了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当时的真实的对美态度。由于早期对中国有深刻认识的美国人的故去，不能不说是对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损失。 关于“朝贡体制”，似乎人云亦云的情况太多了，以至于中国传统“就是那么回事”了。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别人的成果，我发现费正清的“朝贡体制”理论有些方面是被人误解，有些方面是存在缺陷的。 第一，费正清并没有力图要建立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学术理论，他甚至厌恶抽象的理论。在他的自传中，他曾经提及“通过研究中国以期拯救美国(the salvage of America through Chinese studies)”的教学目的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Harper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2, p3.。从费正清开创的美国的中国学的实践而言，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服务性，他本人也和中国几朝政治势力保持紧密的联系。在他的身上，完全可以看到基辛格的影子。因此，费正清的研究上承传教士般的“使命感”，下启策论者的政策意识，改变了欧洲以法国“汉学”（Sinology）为代表、强调中国文化本体地位的传统，开创了地区研究中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中国成了“研究和制订对策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研究并不是他的出发点，那么他的“朝贡体制”论则不具有为中国数千年外交史定下基调的地位。它只是费正清研究中国的一个副产品。之所以被奉为圭臬，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对自身的独立思考。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Harper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2, p3. 第二，丰富的中国传统外交体制和思想，其内容非“朝贡体制”能简单涵盖。朝贡体制的存在和发展和中原帝国的分合存在密切的联系。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关系，在中国强大并统一的时候，则“朝贡”得明显，而在中国软弱的时候则不仅“朝贡”衰落，中国一些朝廷本身还得向别人朝贡。而中国统一的时间，在数量关系上，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以葛剑雄的统计，如果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为统一的计算标准，中国统一的时间仅为81年（1759-1840），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宁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950年。以秦灭六国（221BC）至清亡的1911年为计算阶段，前者的统一时间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