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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智者形象在电影中的重塑 中国古代文学智者形象在电影中的重塑 中国古代文学中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智者形象，他们往往拥有非凡的智慧与渊博的学识，亦有着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伦理道德。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笔记小说、戏曲中，不难发现智者形象往往已被定型甚至神化，形成一种类似“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脸谱化塑造方式，而忽略了人物本身丰富的心灵世界。而当代电影则与古代小说戏曲不同，其面对的是更为广泛和复杂、对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更为强大的受众。在塑造古代人物形象，尤其是观众所耳熟能详的文人、智者时，需要考虑受众的期待视野，既照顾到文学刻画留在观众内心的烙印，使电影人物与小说、戏曲等造就的“模板”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还要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今人在文化、心理以及哲学等意识形态上已与古人有了较大差异，使得智者在电影中的形象须能体现当代人的审美价值及人文精神。因此，电影对于古代文学中智者的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一种“重塑”，且在重塑过程中，电影也可谓有得有失。 　　一、对人物履历的选择性聚焦 　　中国文学史上的智者林林总总，然而由于时间、空间等因素，最终能够进入电影改编者视野的并不多。这固然有具体资料阙如、人物细节难以完整考据之因，也有对于电影的戏剧冲突性的考量。在一部时长仅两小时左右的电影中，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一个完整的、跌宕起伏的故事必须叙述完毕，而部分事迹冲突性不强的智者自然就遭到了改编者的割爱。然而即使是经过选择后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要从其履历中选取具有改编价值的部分，以完成浓墨重彩的限时叙述，这便要求改编者对于智者的履历进行某种聚焦，裁汰不合格的事件，组合剩余的事件，充分地调动起观众的观影情绪。 　　以胡玫执导的《孔子》为例，她所选择的人物改编难度实际上是极大的。首先孔子生活的年代距离当代人已十分久远，其次在由古至今的解读中，孔子的形象经历了万世师表的“至圣先师”、反动思想的代言人再到重归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或“儒学”精神支柱的历史性过程。在这种大起大落中，正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孔子的形象早已失真，而当代人对于孔子也已失去了前人对其或极力批判或盲目崇拜的激情，电影也就没有必要和可能去提出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最后，孔子一生经历坎坷，其在周游列国间的颠沛流离，电影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如何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如何提供给受众一种崭新的对孔子的解读方式，便成为导演最需重视的问题。 　　电影选择的是孔子的老年阶段，这实际上既符合大众对孔子的一贯印象，也适用于影视效果的营造。在电影结尾处，孔子早已是风烛残年，以疲惫衰朽之躯回到自己的祖国鲁国，为自己得以叶落归根而感到无比激动。然而孔子却未因己身衰老而放弃一以贯之的“礼”。“礼”的内涵在《论语》中固然多有强调，如“人而不仁如礼何”等，然而仅凭语录体著作《论语》中的只言片语无法在电影中形成叙事片段。因此导演设计了在孔子回归鲁国之后，踉踉跄跄地下车，以几乎早已消亡的周朝礼节对着鲁国的城门下跪叩拜，全然不顾他人眼光。因为对于一直言传身教、涵养极好的孔子而言，这正是自己对“礼”的一种忠诚行践。此时导演特意给孔子面部一个特写镜头，让观众从孔子的衰老中体会到双重意义：一是对于父母之邦的一片赤诚，二是对周朝古礼始终不渝的追寻，人物的心理情感完全体现在了外在的音容与动作上。 　　在史料有关孔子的记载中，鲜有提及与女人有关之处。然而电影中往往需要一定的女性角色来增加戏剧性，《孔子》便只好选取了“子见南子”这一轶事，并对其进行聚焦。而南子恰恰是历史上记载“美而淫”的角色，电影中特意将这两个特征进行了发挥，以较大篇幅讲述，并特意更改了史书对于南子的定位，将她塑造为一个具有丰富智慧而又深深理解孔子境界的人，使得孔子将她当成了红颜知己，并且改变了自己日后的人生态度，开始专心教学而不再游历诸国。这样的聚焦起到了三个作用：第一，稍略平衡了电影中的人物性别；第二，南子形象的转变对电影的思想境界进行了升华；第三，串联情节，为接下来孔子回归家乡做出了顺理成章的解释与铺垫。 　　二、对人物局部经历的虚构 　　对人物的履历采取聚焦的手法，选择的是人物一生之中的突出事件。而在选取事件之后，便要对史实进行微调，选择真实的局部构建故事的框架，局部真实之外就是电影人们宽裕的重构空间，这一部分细节可以进行模糊化、调整化的处理，甚至可以植入一些现代元素。而虚构的内容是否符合逻辑与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便决定了影片的成败。[1] 　　如金琛执导的《战国》，电影中极力塑造的人物便是一代传奇纵横家的得意门生、兵家著作《孙膑兵法》的作者孙膑。电影中孙膑与庞涓斗智这一局部真实得到了保留，如“田忌赛马”“围魏救赵”与“马陵道之战”几个历史典故，包括狂妄小人庞涓因为嫉妒孙膑而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