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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应打造信用品牌作者：王春晖 引言： 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客观上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发育程度的要求也越高。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主要赖于两大支柱的建立，一为法治，二为信用。1999年3月15日，宪法第三次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了《宪法》。从此，法治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如果从西方法治传入之始的19世纪中叶算起，法治由西方溶入中国法文化耗了150年。然而，我们在跨入21世纪的前夜，才把法治写入了母法，这是一个多世纪啊！目前，社会对法治的重要性已经比较清楚的认识，法治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社会对信用的认识还远远不足对法治的认识，甚至完全忽视了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信用。当前，我国个人、企业的失信行为触目惊心，合同欺诈、逃废债务、偷税漏税、走私骗汇、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等等，我们的信用大厦正受到严重冲击。因此，信用也成为我国最为稀缺的资源。 中国律师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制度的高度发展是现代法治得以产生与维持的重要基石，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在美国有这样的说法：没有总统，社会生活可以照常进行，如果没有律师社会生活就无法进行。中国律师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这不仅仅是律师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执业人员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重要的是这种执业人员是否具有良好的信用。良好的信用是中国律师执业的必备条件。中国律师只有具备良好的信誉品质，才能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和社会的重视，才能成为公民、法人的保护神，也才能成为对抗强权、保护弱者的正义之神。近来发生的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暴露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失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起震惊世界的假账丑闻案竟然都涉及到一个全球位于前五位的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会计事务所。美联邦陪审团已于2002年6月15日裁定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在销毁安然公司文件一案中的妨碍司法罪成立，使这家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从此倒闭。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整个社会对中介资信机构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律师，作为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如何从安达信事件中吸取教训，造就律师的社会信用品牌，是当前中国律师执业活动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建立信用法律服务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 信用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讲信用，社会就无法维系；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没有信用，就没有交换、没有市场，经济活动就难以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快，面对我国加入WTO后的形势，如果法律服务市场环境不良，律师信用低下，就会严重制约我国律师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正如司法部长张福森同志所讲的，律师工作的本质和律师服务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以诚信为本。一方面，律师本身就是诚信制度的维护者。无论是律师的诉讼业务，还是非诉讼业务，其本质都是对信用制度的维护；另一方面，律师应该是信用的实践者，如果作为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都失去了信用，那么，整个社会将是鸡毛一地。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尽管已经加入WTO，但是我们仍然处在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社会生活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都会逐渐地暴露出来，但是最集中的应该是社会的信用问题。作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必须成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信用使者。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一种建立在对私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利限制的基础上的机制；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其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活动就是为了维护“私权”。目前，保护市场经济中“私权”的中国民法的理论观念也正在变革，变革的主要特点是：否定了不承认私法，认为公法就是一切的理论观念，树立了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以及私法优位的理论观念。实际上，区分公法与私法，是两类不同社会关系的客观反映，这不仅仅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更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立的要求。因此，中国律师的性质也应随之变革，应该主要为“私权”提供法律服务。然而，为“私权”提供法律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律师必须树立保护弱者，维护社会正义的理念，这种理念成立的首要条件，就是诚信。 二、律师执业必须以诚信为天职 当事人委托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表明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项存在困难，需要得到法律服务。当事人按照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所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更多是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信任。在市场经济的进行中，法律服务也是一种贸易，也必须是以等价交换和诚实信用为前提。我们可以随便看几份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格式条款，你会发现律师事务所对当事人的义务性条款的规定含糊不清，经常含有免除其责任，加重当事人责任的内容；即使有的法律服务合同详细地表述了律师应尽的义务，但是在履行时，敷衍了事、玩忽懈怠，千方百计收费，千方百计开脱；有的律师为了取得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