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教育溢出效应和本人的教育回报初稿(14-3-29改)..doc

社会网教育溢出、回报与农民工工资 —— 基于代际比较研究 王春超 张呈磊 [摘要] 本文RUMIC2009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社会网的教育溢出和教育回报进行代际比较，研究：以关系最亲密的三个关系人为代表的农民工的社会网的教育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进一步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的教育溢出效应和其自身的教育回报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的教育溢出和自身的教育回报都要显著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进行了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后，。这对于新城镇化背景下新老代农民工的替代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社区建设参考意义。 [关键词] F2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形成了大批农民工至2013年底，全国农民工人数达到2.69亿（国家统计局，2013[1]）。农民工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王春超、荆琛，2012[2]）。与此同时，他们在新的城市不断寻找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而获得较高的回报。从第一批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新的工作和生活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农村和城市发生着巨变。农民工的生活环境、经历和心态也随之改变。由于农民工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人力资本仍然是农民工获得更高工资筹码，同时其乡土性的社会网络和在打工地建立的新型社会关系网也在其外出务工过程中不可或缺。在新老农民工大量开始代际转换的时候，人力资本的回报和社会网络的影响是否会呈现出差异？无论从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发展教育都应该受到重视。个人的教育回报可以直接体现在经济收入上，而宏观层面的国家、城市和社区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会对个人经济绩效产生溢出效应，潜在地提高每个个体的收入（Moretti，2004[3]；Fleisher，2006[4]；Liu，2007[5]）。同时，微观层面个人的社会关系成员的教育水平是否也存在这种溢出效应？进一步讲，与个人互动最频繁的人是怎样影响了个体的经济回报呢？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整理我们发现，虽然对农民工教育回报和社会网络影响效应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Coleman，1988[6]；Chen Hamori, 2009[7]；Lin，1999[8]；梁玉成，2010[9]），但是对农民工工资决定机制进行代际比较的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对于社会关系人的教育水平是否对个体存在溢出效应的研究尚缺乏。本文尝试从社会关系网的教育溢出效应和本人的教育回报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如何影响了农民工的工资。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从个体教育和社会网的教育溢出效应两个角度考察了教育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机制和程度。一方面，我们剖析社会关系网的教育溢出效应如何影响到农民工的行为，比较这种机制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我们也对农民工自身教育的回报率进行了代际比较研究。本文基于农民工个体和社会网的代际比较研究对理解当前社会经济转型以及国家的城镇化战略中的教育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现有理论和文献的回顾；接下来是数据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第五部分，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结论。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人力资本理论与农民工教育回报 从Mincer（1974）[10]提出经典工资决定方程开始，人力资本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在扩展的Mincer方程基础上对人力资本和工资决定的研究尽管国内外大多数文献在研究人力资本时都考虑了培训、健康、工作经验（Lillard and Tan，1986[11]；Zone and Muysken，2001[12]）等因素，但人力资本最重要的部分还是教育。对于教育的回报率，已有文献利用不同的数据（地区数据、全国数据或国际比较）和方法（工具变量、特殊样本（例如双胞胎））得出了一系列结果。具体到农民工，李实等（1994）[13]的研究表明城市个体教育收益率比农村个体教育收益率高出近2个百分点；李春玲（2003）[14]的研究则表明二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而邢春冰（2008）[15]的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教育的禀赋差距，而不是价格差距，即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教育回报率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相关的一些研究（谢桂华等，2012[16]）也表明，教育的回报率会随着受教育程度不同和收入阶层不同而不同。张车伟（2006）[17]研究认为，教育回报率的变化存在“马太效应”，收入高的人的教育回报率要比收入低的人教育回报率高。第一批农民工外出三十年后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而新生代农民工不论从成长环境还是外出目的又和第一代农民工有显著差别（刘传江，2010[18]）。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尝试考察农民工教育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