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发展战略.docVIP

甘南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发展战略 甘南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发展战略 甘南寺庙经济是以寺庙为主体，以僧尼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总和。它的发展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寺庙僧尼的经济生活水平和藏传佛教自身的兴衰，同时也关系到信教群众生活、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寺庙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调查和研究甘南寺庙经济的状况、社会作用和如何发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正确指导寺庙经济的发展，促进 甘南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具有现实意义。笔者根据调查整理与思考，现就有关问题谈些粗浅认识 。 　　一、过去旧寺庙是三大领主之一，延缓了社会进步和发展 　　首先，寺庙不仅拥有庄园、牧场、农奴和手工业作坊，还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寺庙参与贸易活动的程度可以从它们囤积货物的情况反映出来。如1959年 夏河拉卜楞寺囤积的茶叶，足够该寺消费20年，这些茶叶实际上是该寺为其贸易活动而囤积的货品。放债和高利贷是寺庙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寺庙债务约占 甘南放债总和的80%。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甘南寺庙放债机构放债藏银100多万两，年息10%。 拉卜楞寺放出高利贷粮食累达000多万斤，银元4000多元，债息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5%。寺庙放债的利率，“借钱一般在30%；借粮的年息是借四克还五克”。寺庙高利贷的利率“一般年息为20—45，小额的高达90—110%”。②虽然寺庙收入很多，但各寺庙提供给普通喇嘛的食物等却是十分有限的。由于寺庙的喇嘛们经常从进香者那里得到大量布施，普通喇嘛实际上靠布施生活。如 拉卜楞寺一年的布施收入为藏银2000多秤，粮食0克和酥油8700聂嘎。这些布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农奴和牧民，当他们将自己劳动收获的大部分付给农奴主、政府之后，再将一部分产品贡献给寺庙，所剩下的连维持生存都极为困难，更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资金。 　　其次，宗教活动开支浩大，入不敷出，不足部分由 甘南地方政府补足。 朗木寺每年收入“实物折色约合银6900两，计每年用度需7600余两。 1957年甘肃政府财务报告分析甘南的收入和支出说：一年148000人民币。政府拿出收入的一部分给寺庙，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基层行政。“一般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估计，各宗政府送交寺庙作为宗教费用的实物，要占全宗全年收入的50—60%。”可以说寺庙既从自己的领地上征收财物，又从政府和朝香者那里聚敛了大量的财物，是甘南财富的最大拥有者和最大消费者，寺庙的宗教活动耗费了 甘南有限物质财富的主要部分。 　　再次，在甘南不仅寺庙在从事宗教活动，行政机构最关注的也是宗教活动，寺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为寺庙的消费而进行的。这种寺庙经济与庄园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紧密结合，构成了甘南以宗教集团为核心的不可分割的“噶厦、贵族、寺庙”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加上多如牛毛的乌拉差役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寺庙经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严重地影响着 甘南经济活动的方式和发展轨迹，延缓了 甘南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步伐。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南寺庙经济的历史与现状。 　　首先，基于寺庙是三大领主之一，是封建农奴制度政教合一政权的重要支柱，在甘南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经济领域拥有大量庄园土地、牧场牛羊和农奴、奴隶、放有大量的高利贷，是集中封建农奴制度典型代表。在寺庙进行反对叛乱，废除寺庙的封建剥削和封建特权，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宪法进寺庙不准寺庙干预行政司法和教育等一系列政策规定对参叛寺庙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给农牧民所有，对未叛寺庙的生产资料则实行赎买政策。寺庙民主改革是一场社会改革的斗争而非反宗教的斗争。 　　其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推动了当地经济和寺院经济的发展，陆续拨款1亿元修复寺庙并陆续开放，平反了200多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对“文革”中查抄保留财产给予清退。我区1980—1994年间出现了“宗教热”。据调查显示，1982年全区宗教活动场所50多座，僧尼980多人，1987年宗教活动场所20座，僧尼300人，1990年宗教活动场所1100多座，僧尼31400多人，1994年宗教活动场所1600座，僧尼12000多人。随着在寺僧尼人数重新增长和宗教影响的逐步扩大，寺庙和喇嘛希望恢复往昔的权势是十分自然的，达赖集团的渗透，使这种企望和努力成为 甘南社会的重要不稳定因素。 　　三、甘南寺庙经济未来的发展战略 　　首先，从物质经济方面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抓好农业综合开发工程，为寺庙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农业综合开发是一种围绕资源开发，土地开发的新型农业开发。 　　第二，畜牧业坚持“以草定畜，增草增畜”方针，加强草场建设，加快畜种改良，提高牲畜总增率、出栏率和商品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