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悼文化与鲁迅的文学创作.docVIP

祭悼文化与鲁迅的文学创作 祭悼文化与鲁迅的文学创作 传统文化的沿承与再构是研究鲁迅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而祭悼文化尤显重要。毕竟，故乡绍兴的祭悼风俗、逝去革命者的情感缅怀、铁屋般的政治文化环境、献祭者的复仇情怀、过客的坟场归宿等诸多悼亡因素深深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创作。所以，在这种慎终追远的祭悼文化空间里反思鲁迅文学创作的诸种表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我们提供深挖鲁迅文学创作意义与价值的另一种可能性。 　　一、鲁迅对传统祭悼文化的认识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祭悼从最初的祀神祈福的巫祝仪式到伦理秩序下的礼乐文化，都存有大量的文字记载与文学想象。所以，近世学者考据文学源起时就将祭悼文化作为重点加以关照，在刘师培看来：“古代文辞，恒施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辞特工……欲考文章流别者，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而且，“韵语之文，虽非一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体，综其大要，恒有祀礼而生。”对此，鲁迅也有相同认识：“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术使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纪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可以说，祭悼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必不可缺的创作资源，而文学又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祭悼文化的感性认知。而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空界域中，反思祭悼文化与鲁迅的文学创作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鲁迅看来：“中国人是相信有鬼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这种鬼神信仰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鲁迅对国民性的反思，成为鲁迅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这从鲁迅的《祝福》《社戏》《二十四孝图》《阿长与山海经》《我的第一个师父》《五猖会》《无常》《牺牲谟》《女吊》等文章中可见一斑。在《祝福》中，柳妈诡秘地向祥林嫂解释两个死鬼男人会在阴间争夺她的身体这一情节，我们不难发现，人的“灵魂”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场域形式：一是在“阳间”寄存并支配人的身体，二是在“阴间”离开肉体以“鬼”的形式出现，而“阴间”的“鬼”的生活方式与投胎转世从来都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鲁迅胞弟周作人在比较中日祭悼文化差异时也有这样的认识，“我觉得中国民众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先不论周作人这种差异性对比是否合理，单看了解中国鬼神祭悼文化须得研究礼俗这一提法却有很大的可取之处。毕竟，周氏二兄弟对“灵魂”的认识离不开绍兴故乡及家族的祭悼文化影响，而周作人散文《故乡的野菜》《关于扫墓》《上坟船》《关于祭神迎会》《祖先崇拜》《两条祭规》及《唁辞》等亦有明确的说明。 　　人死之后并不是简单地成为“鬼”，更为关键的是“鬼”要在“阴间”生活，并且有着贫与富的差异。可以说，子孙从“阳间”供奉诸如衣物、食品、纸钱等物品，实则是祭悼祖先文化的具体表现。毕竟，没有子嗣就不能获得祭悼，就会成为孤魂野鬼而在“阴间”游荡。这种情况即如周作人在《乡村与道教思想》中说过的一个例子：“《新生活》二十八期的《一个可怜的老头子》里，老人做了苦工养活他的不孝的儿子，他的理由是：倘若逐了他出去，将来我死的时候，那个烧钱纸给我呢？”所以，与其说乡野嗣续问题牵涉到死后祭悼问题，倒不如说死后祭悼与否决定了生者的生活观。对此，鲁迅也说：“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这固然有长生不老的意味，但更主要的是“子孙不死”，祖先才可以享受后代源源不断的祭悼。所以，周氏家族非常重视“祠祭”活动，而绍兴当地春、秋两季举行的祭天、祭祖可以算是当时最隆重的活动。按照周氏族规，男子到了16岁即被看作成年，需要参加每年春、秋“祠祭”。此外，还要定期到墓地参加诸如拜岁头、拜岁尾、送寒衣等祭悼活动，满足阴阳两界的情感交流，实现各自生存逻辑的合理运行。基于此，日本学者丸尾长喜曾对参加“祠祭”的人员做出这样的归纳：“从职业来看，有官绅、胥吏、幕僚、衙役、地保、刽子手、工艺者、艺人、穷秀才、老童生，甚至乞丐、小偷，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然而，我们会细心地发现，按照鲁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这种塑造人物形象典型化的基本原则，这些参加祭悼的活生生的人或多或少地成了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地保，《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祥林嫂，《药》中的红眼阿义、刽子手康大叔，《白光》中的老童生陈士成等诸多形象。可以说，在现实与虚构相互交错的形象组合中，故乡“祠祭”经历为鲁迅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可利用资源。 　　针对各种祭悼仪式，绍兴民间还盛行各种各样祭鬼颂神的戏曲，这也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学者丸尾长喜指出，绍兴盛行的三种类型祭祀演剧对鲁迅影响最深：“一是在各神庙所祀诸神的诞生日等日子为谢神、娱神而演出的庙会戏；二是旨在超度祖灵与亡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