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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晚清的近代史 走出晚清的近代史 近代史要以“近代性”为准。“晚清”，还停留在中世纪，在时间上，多指1840年以后。而“近代”，要走出中世纪，不过，它在时间上有可能更早，大概在明中叶以后。由此，我们可见，历史的进程，并非如直线一条，总是往前走，有时会中断，有时会回头，例如，清军一入关，便将近代化打断，山破头，水断流，迫使中国走回头路了。 　　进入中国近代史，我们首先碰到“一扇大门两块牌子”。 　　“一扇大门”是中国，“两块牌子”指晚清和近代，它们在同一时空展开。 　　我们“一只脚同时踏入两条河流”，进入晚清史与近代史重叠的历史之河了。 　　如何区分它们？我们认为，“晚清”二字，专指走向衰落的清王朝晚期。以此，我们认为，“晚清史”以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清朝为对象。同时，我们还认为，“近代”二字，其根本在于“近代性”。因此，我们确认，“中国近代史”是“近代性”的中国历史，在时间上贯穿了20世纪。 　　近代史里，包含了晚清。这种包含，不光是时间上的贯穿，如晚清以后的民国史，也还是近代史。而且跨越王朝樊篱，涉及王朝以外的历史空间，例如，江湖和山林、塞外和海外、东洋和西洋，都独立于王朝，而为近代覆盖。更有反王朝的那些人和事，均立于国史，无须晚清赘留一笔。 　　提起明末志士，有些人就不应该列入清史，因为他们与清朝不共戴天，无论郑成功，还是八大山人，抑或王船山等，你就是打死他们，他们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清朝人，而清史，却以“清人”来称呼他们，且延续至今。为此，我们呼吁，对于反清人士，请勿以“清人”称，要尊重他们的遗志。 　　并非背叛，而是国史意识欠缺，以至于这些志士，不往清史里去便无处可去，王朝接纳他们，在王朝史上给他们留有席位，是为了显示王朝的雅量。让英雄与王朝和解，英雄的遗志就被后人遗忘，让王权代表民意，使人民不再需要自己的历史，眼里只有王朝里的那些事。 　　以《清史稿》为例，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臣，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循旧史老例，持王朝立场，自1914年设馆修史，至1928年修成，翌年被禁。始言禁者，乃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 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易呈文国民党行政院，说：“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修清史，乃晚清遗老们分内之事，可为什么修清史会修得当局咬牙切齿？就因为清史越界了，将民国里的人和事扯到清史里来谈，把那些不想入也不应入清史的近代人物，放到清史里来痛贬一番，以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 　　两种立场，看似对立，但究其根本，还是同一，所不同者，新旧而已，一以旧朝自居，一以新朝自命，都以王朝为本，还在王朝史里争正统。可见他们的国史意识尚未自觉。易氏不主张修国史，而倡言禁清史，以新政权灭旧朝史，此真可谓黔驴技矣，不独无共和国之自由，连一代王朝的雅量也没有。 　　晚清遗老当然不会为了民国修清史，民国史家写的清史也没有分清国史和清史。 　　萧一山著《清史大纲》，便以郑成功为清史第一人。我们知道，郑氏反清，而萧著反以他来为清史开篇，其立场虽在近代，但其着眼仍在王朝樊篱，故写近代仍以清史名之。其本意，是以郑氏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其不妥在于，郑氏一生反清，到头来却被算作清人，如此，岂非有辱于郑氏？ 　　还有传教士，不远万里，不请自来，不受欢迎，不仅被王朝拒绝，还被民间排斥，不是被全体民众排斥，而是被民众“代表”——官绅所排斥，可他们的历史作用谁也排斥不了，传教以外，办学校、医院，搞印刷、翻译、出版……连汉语拼音和派留学生，这一切，哪一样不由他们开办或有他们参与？但，近代史无论正史、野史，都不谈他们。 　　近代史不能不谈传教士，可仅从“反帝反封建”上来谈，把他们当作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来谈，这样的谈法，既不全面，也不公平，为什么不把他们放在“近代性”上来谈？王朝史观不谈“近代性”，唯物史观谈了“近代性”的一面——“反帝反封建”。还有“正”的一面呢？ 　　“近代性”要破，更要立。何谓“破”？“反帝反封建”曰“破”；何为“立”？“科学与民主”为“立”。虽说“不破不立”，但“破”非“立”。本书旨在“立正”，确立“近代性”在中国的使命。 　　总之，晚清属于王朝史，近代属于中国史，时间上或有重叠，实际并不一致。 　　时间性，并非近代史的唯一尺度，近代史要以“近代性”为准。“晚清”，还停留在中世纪，在时间上，多指1840年以后。而“近代”，要走出中世纪，不过，它在时间上有可能更早，大概在明中叶以后。由此，我们可见，历史的进程，并非如直线一条，总是往前走，有时会中断，有时会回头，例如，清军一入关，便将近代化打断，山破头，水断流，迫使中国走回头路了。如果我们同意“清朝走向没落是晚清史，中国走向民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