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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禁戏”略论中国 历史 上由政府颁布的禁戏法令，可以追溯到戏剧刚诞生的年代。形形色色的禁令体现出毋庸置疑的国家意志，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特定 时代 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特殊视角。现当代中国亦复如此。但是中国戏剧演出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诸多传统剧目之广泛流传正因为深受民众欢迎，政府的禁戏法令也就往往不能与戏剧实际演出状况相吻合。于是，政府对戏剧的禁令，与这些“禁戏”在民间不绝如缕的流传之间，就形成了国家意志与民间力求自主选择情感与娱乐形式的愿望之间的某种张力，体现出 社会 价值体系的多元性。而中国当代禁戏以及实际效果的 研究 ，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 　　一1950年代初的26出禁戏 　　中国近五十年的禁戏历程充满了戏剧性。 　　这个过程始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但此前还有一个短暂的序幕。1948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就已经为解放后的“旧剧改革”工作制定了基本方针。对中国当代史略有研究的学者都十分清楚，《人民日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独立媒体，而它的社论，在1948年底，早就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华北地区拥有如同政府法令一样的 影响 力；这一点，从它的措辞以及此后发生的实际影响也可以看出。 　　这篇社论将“旧剧改革”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指出，“改革旧剧的第一步工作，应该是审定旧剧目，分清好坏……对人民绝对有害或害多利少的，则应加以禁演或大大修改。”[1]在这篇社论中，具体指出有“有害”的剧目以为例证的，有《九更天》、《翠屏山》、《四郎探母》、《游龙戏凤》、《醉酒》五出。但这篇社论显然只是提出了禁戏的某些原则，而不是像后来由政府机关正式颁布的禁令那样指向明确的法规性文件。 　　因此，对中国当代禁戏历史及演变的考察，也可以从文化部1950-52年间相继明令禁演26出传统剧目开始。迟至1980年6月6日文化部下发的《关于制止上演“禁戏”的通知》仍然重申，各地必须严格执行1950-52年间中央明令禁演26出传统剧目的决定。这个通知至今在各地文化管理部门仍然是有效的，它也几乎是本世纪下半叶的近五十年里，戏剧领域内几经反复、曲折起伏的 发展 历程中唯一具有连续性的、贯穿始终的禁令。 　　1950年代初文化部对26出传统剧目的禁令始于“戏曲改进委员会”的成立。 　　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专设戏曲改进局，次年7月，文化部专门邀请戏曲界代表人物与戏曲改进局的负责人，共同组建了“戏曲改进委员会”，作为“戏改”最高顾问机关。这个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为主任的专门机构，在7月11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颁布了对12个剧目的禁演决定，它们是《杀子报》、《九更天》、《滑油山》、《奇冤报》、《海慧寺》、《双钉记》、《探阴山》、《大香山》、《关公显圣》、《双沙河》、《铁公鸡》、《活捉三郎》。此后，1951年6月7日，文化部通令停演《大劈棺》；7月12日，文化部发文禁演京剧《全部钟馗》，文中专门说明昆曲《嫁妹》应予保留；1951年11月5日，文化部发文同意东北文化部禁演《黄氏女游阴》、《活捉南三复》、《活捉王魁》、《阴魂奇案》、《因果美报》、《僵尸复仇记》等6出评剧，并决定京剧《薛礼征东》、《八月十五杀鞑子》等两出戏不在少数民族地区上演；1952年3月7日，文化部通知，同意热河省文教厅报请禁演全部《小老妈》；1952年6月21日，文化部在接天津市文化局报告后，指示东北文化局查禁京剧《引狼入室》。[2] 　　上述26个剧目，正是后来文化部在多个文件中提及的“明令禁止上演”的禁戏。 　　现在回头讨论文化部在1950年代初明令禁演上述26个剧目的历史作用，就必须透过这些禁戏令本身，看到它实际上所包含的双重含意。一方面，就像人们可以从表面上理解的那样，它确实是对一部分剧目的禁演令；但另一方面，它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对这26出剧目之外更多剧目的谨慎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后一种含意虽然很容易为后人忽视，却更为重要。因为它试图针对此前各地方政府擅自大量禁戏的现象，提出一种更宽容的 艺术 政策。[3]1951年著名的政务院“五·五指示”则更明确地体现出这种政策取向，这个由总理周恩来签发的指示指出，各地在从事“戏改”工作时，“主要地应当依靠广大艺人的通力合作，依靠他们共同审定、修改与编写剧本，并依靠报纸刊物适当地展开戏曲批评，一般地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与禁演的办法。对人民有重要毒害的戏曲必须禁演者，应由中央文化部统一处理，各地不得擅自禁演。”[4]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部禁演26出剧目以及政务院“五·五指示”与其说重在颁布对某些剧目的禁令，不如说是重在颁布对那种随意禁戏的现象的禁令。这样说并不是全无根据的。通过1950年3月前各地禁戏情况的大致回溯，我们就不难明白当时中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