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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模糊的“中国人”：当代中国的文化信仰与国家认同 面目模糊的“中国人”：当代中国的文化信仰与国家认同 谁是中国人？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出。换言之，中国人的国家认同问题日益突出。这不仅涉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也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文化、信仰如何构成国家认同的社会机制？认同作为一个自我建构和个体化的过程，必然涉及认同主体以及谁来建构这一认同模式的重要问题。若要讨论“谁是中国人”这一关乎国家认同的问题，自然会涉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建构以及其中信仰方式的变迁，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 传统与现实国家认同的矛盾中国文化及其信仰逻辑中国一直讲求“华夷之辨”，即以文明礼义作为文化区分标准，进而在此基础上区隔中华本土的汉族人和其他外族人。中华文化奉行一种文化至上主义，如果“蛮夷”被儒化即可成为华夏;相反，华夏文明如果堕落，也会变成蛮夷。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华夏民族的文化归属感超越了它的政治的或族群的归属感。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目前又得到了强化，当下高涨的民族主义就是具体表现之一。“华夷之辨”讲求祖先崇拜，其规定的族群界限是很清晰的，但祖先崇拜中也存在冲突。比如在孔家后人炎黄子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根源 　　提及本土信仰，不得不说佛教和道教。佛教讲求悟，讲求成佛;而道教讲求道，信奉成仙。这其中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中国历史上佛道之争数不胜数，而这两种信仰方式一般依赖于家国王朝对他们的支持，佛道的信仰则为中国统治者的权力提供神圣性。 　　当然，信奉中国本土的宗教并不等同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基督教已经被现代国家认可，但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它与中国的传统价值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正因如此，当下有论者主张基督徒不是中国人。但就中国基督教本身而言，基督徒声明自己是中国人，其魂是中国魂，中国的教会由此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国家认同观念。由此可见，单纯地借助文化或宗教信仰来界定国家认同，也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道德国家、儒教中国、文化中国、佛教中国、民族国家、炎黄子孙、福音中国等说法，这似乎都已成为中国人的国家特性，乃至国家信仰的有机构成。这些说法，表明中国的国家合法性建基于某一文化信仰体系，但其现代特性却因此被减弱。实际上，这是一个把“国族”视为信仰对象来建构的国家，整合了包含信仰资源在内的所有资源，以建设民族国家的权威结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非常复杂，如何实现民族间的真正平等，这是个问题。在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处理不同民族、宗教的国家认同？这就引出了用一种宗教信仰来界定一种身份的现代性问题，用民族来界定“谁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如此。阿玛蒂亚森对此予以警示：一旦将全世界的人都归为“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印度教世界”或“佛教世界”，就会引发暴力的出现。所以我们现在用某一种族群、某一种文化信仰来判定个人的身份，也许会导致非常严峻的现实冲突。 　　每一种信仰的建构方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民族的，都会有一种相应的信仰体系，进而建构了人们对权力、家庭、国家等方面的认同。在“天下即国家”的文化信仰中，天下是文化信仰的建构基础，国家则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但其中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与整合。许倬云认为：“中国，与其说中国是个国家，不如说是个天下。”梁漱溟说道：“中国国家是一个文化，是一个文化体系。”简而言之，传统的国家类型建基于以天命、天子为代表的神圣符号和圣人象征，其统治方式基于家长制的运作方式。 这就构成了“天命-帝国”这样一个具备双重性和可变性的概念，近代民族国家也如是。天命信仰体系作为帝国权威的内核，建构了帝国传统，近代以来，天命至上的信仰传统被转换成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而国家则成为这一信仰的载体。 　　中国的文化特点是“神由人造”，其既非无神论，亦非有神论。中国文化信仰的基本特征是一切由人来决定。 潘光旦先生曾说：“中国文化从神权解放出来，可以说比任何民族文化为早;解放的结果倒不是无神论，而是神由人造论。”天命只能由皇帝掌握，其他人无法替天行道，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的国家类型，即基于天命与天子的信仰方式。能够得到天命照顾的人会当皇帝，处于社会的顶层，而不得到天命照顾的人就是百姓，且世代都是如此。由此，中国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似乎就转变为“神人交通”的问题，而非利益的分配结果，它是历史圣人实践宇宙伦理、家国信仰的产物。 　　为此，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传统由三个层面构成。第一个层面集中体现于对在位专制君主的忠诚，皇帝就是国家，忠君与报国是互相等同的。国家认同的第二个层面，被聚焦于维持由某一姓的君主所统治的王朝。王朝在则国家在;王朝亡则国家亡，“宗庙社稷”，也就是一姓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的核心。“中国”和“正统”这两个观念，构成了国家认同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