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访谈录.docVIP

本文是2002年12月1日～2003年10月19日的个人调查笔记的其中一部分。在将近11个月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在广东直接接触的民工不下于800人，间接接触的民工则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民工的来源极其复杂，有不足13岁的四川省自贡市女孩，有年过70岁的重庆市城口县老人，有从福建省福州市监狱释放的抢劫犯，更多的则是大量朴实而贫穷的农民。本文将以五则最为普通的访谈，揭示出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广东的发展史就是民工的血泪史。 　　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些实录的文字里面，深刻地感受到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他们在叙述背后的强烈愤怒。我希望我们今后的目标，不要仅仅局限于关注政权的更替，而更应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到政权更替后可能出现的暴民社会。我们要改造土壤，从而改造我们自己。今天红色政权实质上已经被抛弃了，它的人性力量已经微乎其微了；我们要担心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有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机会，我们很可能被那些已遭多年打压的弱势者反过来狠狠打压——他们对权力的疯狂崇拜和彻底憎恨都不是你我所能想象的。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民工走在街上提起刀来砍我，我不会惊奇，你也不要惊奇。因为，当他们遭受苦难时，我们，以及这个社会，曾是那样地冷漠和势利，他们难道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对这些冷漠者和势利者进行报复吗？”为了不死于同胞手中，请从现在开始让更多的同胞不死。 　　民工访谈录 　　一、叶小飞（1986年生于贵州省正安市。打工地点：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石壁某木材厂） 　　杨：将来有什么打算？ 　　叶：赚点钱，起两间房子，再结个婚，生个孩子，要他好好读书，别走我的老路。其实我也想读书，但没机会了。现在贵州那些学校，读不读一个样儿，尽教出些混蛋，耀武扬威的。我这个人就认命了吧。 　　杨：贵州为什么穷，想过没有？ 　　叶：人口众多，土地稀少，资源匮乏，教育也差，东边的人不过来，经济吸引不了人才，投资也少，政府无能，福利做得也差。再有，贵州人的性格比较复杂，好些外地人很难过来相处。象上次中国搞法官考试，你说上海百分之八十几都通过的人，你拿六千块一个月给他，他会看得起？西部无论怎么开发，人的观念转不过来，一切都是白搭。我对贵州没抱什么希望，穷呗，穷就穷吧。我看不惯发达地区的人，可以说是嫉妒吧，虚伪、狡诈、势利，他们什么都占齐了。 　　杨：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叶：走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能够出来，还算比较顺利。我的要求不高，钱少无所谓，活得象条狗就象狗吧。 　　二、贾福政（1984年生于贵州省正安市。打工地点：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石壁某木材厂） 　　杨：家中怎么样？ 　　贾：我比叶小飞家中要好点，爸是做生意的，收猪去卖。有时一个月有1,000多，有时七八百，还行。但土地太少了，那时我爸只分得有2.6亩地，2.6亩地现在供六个人。贵州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正安吧，就只有煤，树木早些年被大量砍伐，就出了几个大老板，赚的是狠心钱。工厂又少，西部大开发要在我们那里搞大行动，我看恐怕是个玩笑。 　　杨：现在做体力工，十年以后呢？ 　　贾：其实这也是我感觉到的紧迫感，将来我们也许就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了。你看我在卫校学的是医士专业，但出来又好象没多少用。大学也是一样，学费一年比一年高，学的东西用的少，耍的时间多，无非拿个文凭，文凭吃苦了我。中国形式主义太厉害，真正的人才有许多都是在起跑线上过五关斩六将，是个病态国家。政策杀人啊。 　　杨：对广东这个地方是何态度？ 　　贾：没感觉，没感情。当地人始终歧视外地人。竞争比较大，人品差，不耿直。但对贵州也没感情，广东、贵州都一样，飘呗，飘到哪里算哪里。哪个地方都不喜欢，但不喜欢也无济于事，觉得哪个地方都无所谓了，混呗。 　　三、姚英（1979年生于重庆市永川。打工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大岗镇某鞋业有限公司） 　　杨：你们这个厂有7,000多名员工，大多数年龄都在20岁左右，十几岁的妹子不少啊。你什么时候来的这里？ 　　姚：去年11月20号。 　　杨：工资和劳动程度是怎样的状况？ 　　姚：一进来，组长说，新来一个月，工资只有正班工资，一个月540块，18块钱一天。一进来，适应不了，周围到处碰到有人晕倒。早上7：00就开始做工，一做工，鞋子来了就堆起一大堆，没办法，上个厕所都不行。组长管得严，只要看见你工作线上还有七八只鞋，马上吼你。忙到12：10回来吃饭，精神高度紧张。13：00又干工，做到下午16：50收工。又吃饭，17：30开工加班。第一个月进去，发现厂里加班跟正班不一样，正班要打卡，加班不打卡。组长说：“货来得多，加班时间可能到晚上1：00，可能到晚上2：30，反正一点钟做不完，做到两点，两点钟做不完，做到三点，大家精神点儿！”我忙得心慌，又发现旁边晕倒一个，我就怕了，货堆得越来越多，组长走过来就吼我：“你象是来找吃的吗？” 　　杨：一天干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