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docVIP

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近十余年以来，中国历史人口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但拓宽了旧有的研究领域，使其踏入更为细致深入的层面，而且就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和展开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学术争论。这对沉寂的学界来说，大约也是一个“异数”。本文无意对此作出全面评价，只打算就其中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一书的争论，谈几点看法。 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性的激情”；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这些论点发表之后，自然引致了学界同仁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积极制衡”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悲观”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一个“神话”？ 由此，一个新的“神话”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不是在20世纪，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试问：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一些地区的人口，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后一时期的低速成长呢？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实现“避孕”的。在这里，问题可能只是在于如何“取证”，和如何评价它的具体效果罢了。 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而只是在相关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据对辽宁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地人口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无子家庭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因此有关的论证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这就使该书的逻辑显得颇为无力。 为此，同属该一学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其方法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后者又可分为手术的和非手术的二种。有评论指出，这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前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解；尽管仍有许多问题应该质疑。 李伯重所说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认为，自清代以来，在江浙这一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广泛食用棉籽油，大约就是在不自觉地服用“强力避孕药”了。其次还有一些“断产”和“疏胎绝产”方剂。除此之外，几乎就再没有谈到什么“防免作胎”之法了。而且，这些方剂与各种堕胎药物相比，尚处于“尝试阶段”，据说并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运用。在笔者看来，就不免偏重于“流产”等“杀生性”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避孕”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避孕”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例如，我曾听一位当事人讲，她一次因偶然带了一块麝香，从此就不能怀孕。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将一种药物“斑蝥”置于子宫颈口，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旧日的妓女使用这一方法，“从良”之后，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还有土制“避孕套”，压穴法、体外射精法，……等等。我相信，在现代技术传入中国以前，这一类传统的办法一定还有很多。尽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见之于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须倚赖“口述历史”资料。 20年前，当我在研究所里说到，有一些传统的办法可以避孕时，曾经受到同行的“讥笑”。今天这种情况大概是不会出现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寻有关史料，不仅是利用文字史料，也要大量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尤其是，如果说江浙地区曾经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使用这些方法，它又拥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对口述历史调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节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从这样一段史实——江浙地区人口变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低速成长——是否即可反推出它与“生育控制的普及”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 我过去在中国地区理论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它们分作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各有其特点，其第一项，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征；它的表现之一，就是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会不断放慢。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由先前的较高速度，转变为后一时期的较低速度，乃是一个规律。而这，正是各地区发展的通例，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实际上，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呈现出这种“依次递减”的现象。不能由此即推导出某一地区就一定有什么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而其他地区则谈不到。实际上，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