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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国际化：要Global更要Glocal 高等教育国际化：要Global更要Glocal 瞿振元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2016-2017年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委。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4年进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习，研究生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被评聘为助教、讲师、副教授和研究员。1984年起在清华大学校机关工作，历任清华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部长，研究生处副处长、院长助理，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1986-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经济理论。1993-1995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 　　1995年2月调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任代司长、司长。1998年8月至2002年4月任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2002年4月至2016年7月，任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党委书记。 　　2016年，中国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走过了5个年头，这份《纲要》特别指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仍突出： 　　应用型人才、理论型人才均不足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也是21世纪全球高等教育共同关心的话题。不仅中国重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等许多高校都在改革课程方案，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日本、韩国等亚洲强国也都在采取措施，加强高等教育质量建设。 　　《留学》：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领域最热门的议题就是教育的公平与质量的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解决公平和提升质量，你认为哪个更迫切？ 　　瞿振元：对学生而言，公平是第一位的;对大学而言，其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质量。所以应该这么说，入学之前公平最重要，入学之后质量更迫切。我们经常说，让每一个大学生都享受改革红利在学校享受改革红利就是教育教学质量，让学生在每一堂课上都有收获，以更高的质量，走向社会。在这一点上讲，质量应该是最根本的。 　　《留学》：长久以来你一直关注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是否可以理解为，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依然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瞿振元：在教育质量上，应该还是有很大的问题。从结果来说，就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理论型人才的培养，都有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应用型人才，培养大量急需的应用型人才是主要方向。但那个时候培养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的招生也就几万、十几万人。人才培养满足了急需，是好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似乎也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专业设置过窄。过去常说“导弹发射架专家”，产品类专业很多。还有就是人文教育偏弱，人文教育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教育偏弱。一般来说，如果工科的学生人文基础差，自然科学的其他拓展面窄，长远来说，自然科学的发展后劲是要受影响的。 　　另外，在理论型人才的培养方面，还是我们的一块短板。新中国成立60多年，没有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或者其他理论方面的大师，虽然有多种原因，但是否跟我们对理论人才的培养重视得还不够，培养的过程还没有做好，有直接关系？要真正培养出优秀的理论型人才，从选拔适合做理论的人才，到中间的培养过程，要提供更宽松的环境，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善于培养理论思维人才，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教育体制改革30年 　　早在30年前，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的第一句话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然而，30年来社会环境的急速变迁，不断给教育体制改革带来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改革的目标不断调整，改革的方式也随之不断更新。 　　瞿振元认为，解决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需要同时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和教育教学的改革，“双轮驱动，协调推进”。 　　《留学》：我们知道30年前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大幕。当时出台这样一个《决定》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瞿振元：这是我们国家关于教育体制的第一个决定，可以说这个《决定》吹响了教育改革的进军号。 　　在此之前，其实也有改革。1977年恢复高考后，国家也提出了很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任务。但总体来说，从1977年开始到1985年，这一长段时间里，主要是拨乱反正，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搞乱的教育制度。恢复到哪？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方式方法上。那是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不断探索出来的一套做法，是红线主导的那样一种体制。所以，真正的教育改革还是1985年出台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那年。这个文件里明确指出了我们整个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第一句话就说：“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原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