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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债权移转的生效要件 ——对传统立法与理论的反思 关键词: 债权转让/转让通知/债权移转 内容提要: 债权转让经通知方发生权利移转效力。通知前，债权即发生移转的理论及相应立法，均背离了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逻辑，已经并将继续造成理论上的尴尬和实务上的不利。债权转让的通知应由转让人实施，或由转让人委托受让人实施。 一、导言 债权转让是指债权人将其债权移转于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1] 此时债权人即为出让人，第三人为受让人。不同的立法模式和理论体系，对债权转让的内涵有不同的界定，其区别在于物权行为是否在立法和理论中得到承认。在物权行为立法模式和理论体系中，债权转让（债权让与）[2]系指不害债权之同一性，以债权移转为内容的准物权契约[3]；债权让与作为处分行为的一种，区别于作为其原因的负担行为，[4] 如买卖、互易、赠与等，后者仅使出让人负有向受让人让与债权之义务。在非物权行为立法模式和理论体系中，并不将债权转让的原因与债权转让本身区分为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债权转让的原因，如债权之买卖、互易、赠与等，作为单一的法律行为，既包含使出让人负有向受让人转让债权之义务的内容，也包含当事人转让债权的意思。 笔者主要探讨债权转让过程中债权移转的条件，即是否债权让与一成立（在物权行为立法模式和理论体系中），或者包含债权转让之内容的原因（基础）关系（在非物权行为立法模式和理论体系中）一生效，受让人即取代出让人，成为新的债权人。上述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及相应的理论体系均认为，债权让与一成立，或者原因关系一生效，受让人即取代出让人，成为新的债权人，[5] 但非经出让人或受让人[6]通知债务人，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7] 上述主张在理论上背离了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逻辑，未遵循权利移转的逻辑要求，在实务上也容易引起法律适用的困惑，并造成甚不合理的结果。笔者认为，在债权转让中，债权让与的成立或者原因关系的生效，不应当然使受让人取得债权，只有在债务人受债权转让通知时，债权才实际发生移转，并且此种通知只能由出让人作出。 二、理论辨析：对债务人之通知应是债权移转的条件 各国立法及民法理论几乎均主张，债权之转让，依当事人之间的让与契约（准物权行为）或者相应的原因关系，即生债权移转之效力，其间不存在履行行为；但非经通知债务人，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盖债务人不知有债权之让与”，却要受其拘束，“难免蒙不测之损害”。[8] 债权是对于特定之人，请求为特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之权利，即一方（债权人）对于他方（债务人），有请求其为一定行为之权利，而他方负有为之之义务。[9]债权的效力属于对人（特定的债务人）的相对效力，并因此区别于物权，后者则包含对世（物权人之外的不特定之任何人）的绝对效力。绝对性是物权基本的效力特征，不具备绝对效力的权利都不是物权；反之，相对性则是债权基本的效力特征，缺乏特定义务人或者其效力不能指向特定义务人的权利也不是债权。一方面认为债权让与一成立或者原因行为一生效，受让人即获得出让之债权，但（非经通知）其债权却缺乏对债务人的效力，这种主张与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逻辑有所抵触。 在以物之所有权移转为目的的买卖关系中，买卖合同一旦生效，买受人就可以要求出卖人按照约定进行物之交付（动产）或者办理变更登记（不动产）手续，以向买受人移转标的物之所有权。但在交付或者变更登记之前，买受人并不能获得作为物权之一种的所有权，即不能取得具有对世的绝对效力的对标的物之支配资格。买受人若要获得这一资格——实际上是使所有其他人成为其（在一个物权关系中的）义务人——则必须将该事实告知所有其他人，“盖他们若不知有物权之移转，却要受其拘束，难免蒙不测之损害”，如交易安全之不保等。但如果因此要求买卖合同当事人将物权移转之事实，逐一通知所有其他人，则困难至甚，几成不可能之事。因此，立法将交付或者变更登记视为有此作用的一种概括通知手段，并将它们定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但在交付或者登记之前，买受人就该标的物而言，实际上仍具有可以对抗出卖人的权利（请求移转所有权之债权）。只要该权利不消灭也无瑕疵，且出卖人仍是所有权人，买受人总可以要求其移转标的物之所有权。尽管其他人可能在此之前受让标的物之所有权，这并非因为买受人就标的物的权利不能对抗出卖人，而是因为其不能对抗其他人。可见，在买卖合同生效后，交付或者变更登记前，买受人不应获得具有对世的绝对效力的权利，即不能获得双方想通过买卖合同移转的物权，因为不特定的义务人并未得到通知。买受人可以也应该获得能够对抗出卖人的权利，因为只有具有处分权的出卖人才能够使其获得物权，亦即使其取得具有对世效力的对标的物之支配资格。但人们并未将买受人对出卖人的权利视为对出卖人有效的“物权”，而仅界定为可请求出卖人移转物权之债权。[10] 如果上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