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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 　　《宋史》隐逸传收49人，这远非宋代隐士的全部。我又从多种方志中检得378人。这虽仍非宋代隐士的全部，但对本文来说，却基本上可以说明问题了。我把检索到的情况进行整理后，作出如下统计： 　　第一、时间分布统计（从社会治、乱的角度，把宋代分为五个时段，将检索出的378位隐士粗略系于各个时段）： 　　宋初（太祖──太宗）17人； 　　北宋中期（真宗──哲宗）100人； 　　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徽宗──高宗）61人； 　　南宋中期（孝宗──理宗）68人； 　　宋末44人； 　　未详时代88人 　　第二、地域分布统计（依378位隐士各自所在方志。借用现代地名简称）： 　　苏63 浙65 皖46 闽72 赣84 粤5 川8 湘1 鄂7鲁11豫13 晋1 冀1 　　以下对宋代隐士隐居原因试作分析。 　　一、源远流长的尊隐传统 　　1、隐士与帝王 　　隐与仕看似异途，实则有内在联系。在隐士方面，是弃绝仕途；在执政方面，则是尊重隐士们“士”的价值。比如尧以天下让许由、巢父，舜以天下让善卷、子州支父、石户之农、蒲衣子。让者恭敬诚恳；辞者坚决真实[1]。 　　于是隐士与帝王之间就有了一种默契：尧、舜们承认隐士的才、德足以王天下，又尊重他们辞天下以洁身守志的意愿。隐士们则真正做到视功名富贵如粪土，永不沾染，绝不凭才能和声望介入政治。这实际是以不合作为最令帝王放心的合作。于是精典文化中才有了这样的定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志可则也”。孔疏曰：“最处事上，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其清虚之事，故云高尚其事也”，“可法则也”[2]。 　　帝王尊隐不能只是空谈，还需有实在的经济手段。据皇甫谧《高士传》载，郑穆公时子阳为相，为求“好士”之名，“使官载粟数十乘”而遗隐士列御寇。列子不受。这大概是官方赏赐隐士的最早记载。“以资鼓励”是历代帝王尊隐的例行方式，多数隐士也不拒绝资助。这对双方都有利。对君王来说，既有利于天下安定，所谓“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3]，又赢得礼贤下士、宽容大度的“明君”之誉；既可以用隐士点缀太平，又可以借隐士教化百姓、传播文化、激励风俗、淡化人们的势利之心。顺着这种文化导向，一般正史和方志的隐逸传都要赞美隐士们“重贞退之节”， 实可“息贪竞之风”[4]。 　　对隐士来说，自身的文化价值和自由的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君王的承认和呵护，这也就等于有了社会保障。比如汉光武帝恳请严光出山佐政。而严光举唐尧与巢、由的关系为例，说“士故有志，何至相迫”。光武帝便尊重他的意愿，并给他资助，使严光既得贤名，又得安逸。光武帝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另一位“愿守所志”的隐士周党，并下诏书曰：“自古名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赐帛四十匹，党遂隐居著书。邑人贤而祠之[5]。这是帝王第一次正式以国家公文的形式确定尊隐政策。历代君主大都继承了这种征召──礼敬──听任──赏赐的尊隐传统。 　　宋代帝王尊隐程式一如前代。皇帝每隔几年就下诏访求遗贤，倘有，则明主慕之、召之。《宋史》49位隐士中，被荐被召过的有28人，其中皇帝亲自接见过的有8人。有些隐士虽受召见之命，但辞诏不往。 　　宋代皇帝召见隐士很认真。先面谈，听其言，察其才，以示尊重、慰问、和鼓励。然后视其才能和声望赐予官职。皇帝这样做有两个用意：如果你接受，则表明诏求遗逸是真诚的；如果不接受，则证明你的隐居出于自愿，并非天下无道，你就不要说怀才不遇了。在隐士一方，则通常要“辞之”，要经得起考验，否则就自我贬值了。越是“坚辞”、“屡辞”，越见得清高淡泊、守身如玉，隐士的价值才越被人看重。 　　接下去是赐名号和财物，放归山林以全其志，以昭其节。对于拒绝召见的隐士和大量不曾被诏、终生不践官场的隐士来说，赏赐的机会也是有的。皇帝可能会赐名号和财物，命地方官吏“岁时存抚”，如李渎、魏野等。这种情况较之面受皇恩者更多。皇帝所赐名号均为“××先生”或“××处士”，如希夷先生陈抟，和靖先生林逋，还有安素、安逸、冲晦、冲退、退安、正素等。这些名号均有明显的导向。 　　《册府元龟·隐逸序》略可说明宋人的尊隐观念： 　　观其明哲兼茂，卷怀自得，洁己而无污，亢节而弥屈，遗荣去羡，保和养素，忘机 委顺，达至遂命，得丧不婴其虑，悔吝靡集其躬……斯固素履之君子，考槃之硕人，视富贵如浮云，入山林而不返者欤！（卷八O九） 　　2、隐士与哲学、史学、文学 　　隐士的“士”是一个文化标记，表示有文化知识，这是隐士的资格。传统哲学、史学、文学之尊隐是隐逸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 　　早期隐士与哲学密不可分。《高士传》中第一、二、三位隐士披衣、王倪、齿缺纯然都是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