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强校建设的再思考.docVIP

同志们： 　　今天，利用全校处级干部培训的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自己近一个时期的学习体会。由于准备时间比较短，其中难免有的数据不准确，汇报的内容完全出自我个人的认识和体会，或许有的观点不正确，希望大家一起思考，共同来批判。 　　一、引言 　　最近几年，国人密切关注两个质问，一个是“李约瑟之问”，另一个是“钱学森之问”。李约瑟是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爱因斯坦奖”，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李约瑟认为，人类科学上的统一预示着全世界走向天下大同的未来之路，他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具有系统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其二，为什么公元一千年前中国科学发展的比西方更为有效和领先？中国都有哪些成就，其贡献如何？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不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李约瑟之问”。世界各国学者都曾试图做出回答，争议很多，至今没有答案，但无论争议如何，这一问题都值得我们深省。 　　再说“钱学森之问”。关于钱学森，大家对这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卓越贡献和传奇履历都十分了解。2009年10月，这位科学巨擘走完98年的人生历程，溘然长逝。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确，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获奖的18位科学家中有14位毕业于1951年之前。2006年，温总理曾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6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大致如下：“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这些话十分有道理，但是网上评论，这些回答其实是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的。2009年11月11日，以沈正赋为代表的安徽高校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当时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教授们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尽管我深知自己无力回答“李约瑟之问”和“钱学森之问”这样的难题，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从未间断。寒假期间，有机会品读几本书，其中有3本书对我启发颇大。 　　第一本书，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所著，《高校之殇——老校长刘道玉给中国高等教育开药方》（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这本书一共五章，分别是：大学理念之惑；教育体制之弊；校长遴选之误；大学学术之浮；教育改革之难。通篇深刻剖析高等教育，当然其中有些观点可能与社会主流不一致，但仍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本书，是王晓燕、谢云挺的《中国教育问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教育之问；中篇：教育之道；下篇：教育之术。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很好的剖析，内容同样值得深思。 　　第三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的《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一共五个部分，分别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难；为什么我们的医改、教改、房改这么难；为什么我们的企业过得这么难；为什么我们的环境这么糟；为什么政府处理国际事务这么难。我建议大家去读一读，应该会有所启发。 　　另外，我曾在校青年教师联谊会成立大会上向青年教师推荐过2本书，一本是李开复的《世界因你不同》，另一本是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最近我又看了李开复给中国大学生写的7封公开信，每一封信都很有哲理，尤其是做学生工作的同志应该认真品味。为什么要提李开复？因为有些问题深入思考之后仍然不得其解，许多问题一时难以改变，但学校发展一刻也不容停歇。那就借鉴李开复的一句名言：“用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用胸怀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用智慧区别二者的不同。” 　　以上部分作为报告的引言，就让我们带着问题一边思考、一边交流探讨。 　　二、题释 　　我的汇报题目是《新时期强校建设的再思考》。 　　为何称“新时期”？原因有三：其一，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其二，2011年是学校新甲子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