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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纳粹宣传及其群体心理学分析 国内学者在有关德国现代史和纳粹运动的研究中，对纳粹宣传的背景、内容、手段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多从属于其他主题，专题性论述尚少。 ①西方学界对纳粹宣传的研究较为充分，视角和方法亦多样化。 ②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宣传思想、宣传内容、宣传运作三方面探讨早期纳粹宣传（1919-1933），并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对纳粹宣传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其认识论与方法论如西方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弗洛姆所言： “除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外， 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1](第17页)这促使我们关注作为现代人性格结构动力因素的心理因素。对心理因素的重视并不排斥其他因素。纳粹宣传有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但心理因素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纳粹宣传是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但它对德国民众的控制必须从心理基础来理解。 纳粹宣传思想的形成有较为丰富的认知资源。政治实践为纳粹思想提供了极为直观的素材，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一战期间，各国为自己的“正义性”大造舆论，渲染民族主义，肆意“妖魔化”敌国。如英国的战时宣传把德国人描绘成“无论如何要加以消灭的、野蛮又可怕的敌人”[2](第67页)。英国的宣传模式、宣传人员的高素质，都远胜于德国。纳粹党对此感触颇深。希特勒认为德国一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宣传上的失败，他不仅对英国的宣传极为钦佩，对这一教训也念念不忘。 20世纪早期正处在西方政治民主化浪潮第一长波的波峰。 [3] 民主化以人权平等和扩大参与等主张不断消解以血统、神意、天意等为基础的旧政治权威，使之合法性来源发生转移。其重大结果之一就是群众走到历史舞台的前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时人对群众的崛起早有敏感认知。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19世纪末就指出，“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出现了。自此，“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4](第6页) 。认识群众并掌握这一力量，随之成为历史性要求。纳粹党对群众政治运动及争取群众的政治宣传有深刻体认。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期间，就注意观察奥地利各政党的活动。他赞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认识到大规模宣传的价值”，“是真正善于启发其选区群众的大师”。 [5](第111页) 他还十分崇拜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卡尔·卢格博士，认为他“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 [6](第39页) 纳粹党在早期没有正规宣传部，但有专人负责宣传工作。从1920年起，希特勒、埃塞等人先后负责宣传工作。1925年，纳粹党重建。在新纳粹党组织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宣传部。在同期出笼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战争宣传”与“宣传和组织”作了专门论述。早期纳粹宣传思想亦初步成型。戈培尔指出：“宣传是实用艺术，是达到夺取整个权力目的的手段”， [7](第60页) 纳粹宣传即服务于纳粹党夺权目的的手段。其使命则是招致信徒。希特勒说，“宣传的使命，就是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够接受新主义，以造就将来组织的时候所必需的分子。所以宣传工作就是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而无须顾虑信徒的道德品质与智能。为此，“宣传必须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必须广征人才，作为组织的成立基础”。 [5](第319-320页) 宣传应着力争取群众。希特勒宣称：“宣传不应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而应以群众为对象。” [5](第107页) 戈培尔也说：“宣传自身并没有任何基本的方法。但它有一个目标，在政治中这一个目标总是围绕着一点而转变：征服群众。” [7](第47页) 纳粹运动兴起之际，关于群众问题的论述已经颇多。这为纳粹宣传思想的充实与体系化提供了认知资源。在这方面，勒庞关于群体心理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影响亦大。〖ZW(〗希特勒或其他纳粹党人是否读过勒庞的著作，尚无定论。勒庞的《乌合之众》出版于1895年，到1921年已印到第29版。有研究者如Robert Edwin Herzstein认为纳粹宣传思想受勒庞影响（The War that Hitler Won〖WT6BZ〗），此论合乎时代状况. 勒庞认为，群体的特点是它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即群体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个集体心理”。 [4](第16页) 这就是所谓从众心理。群体成员因群体的数量优势感到无穷的力量，形成“法不责众”观念，失去责任感。群体中的情感和行动则具有传染性。 群体的感情低劣。冲动、易变、急躁使群体易受各种刺激的影响，难以统治。他们听命于暗示，不受理性影响，失去批判能力，且很容易陷入极端轻信的状态。群体只进行简单的形象思维，并“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且“很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