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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态保护”要注重民间主体 专访浙江大学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阮云星教授 胡笛 方人可 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幽静的小楼里，阮云星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阮云星教授不仅有大量的国内外田野调查实践经验，留日多年的他还带给我们大量国际前沿的非遗保护思路。日本的“无形文化财”保护经验曾影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其对“无形文化财”的分类区别保护，以及注重民众参与的以社区为主体的活态保护，尤其值得我国非遗保护工作者的吸收和借鉴，这一方式很好的解决了目前争议的主要焦点：老祖宗的东西要传承与保护，但如果没有存在发展的活力，这样的遗产还值不值得再花大量的财力物力去保护？ 记者： 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表决通过，这是我国在非遗保护立法上的一大跨越，国际上对非遗产保护方面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阮云星：事实上，“非遗”的这一提法与日本、欧洲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探索、实践和成果，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相关进程都有很多关系。 在日语里面，“非遗”被写为“无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被列入保护范围，与日本战后重建、在战争中受到的惨痛教训息息相关。 1945年日本战败，当时确实是民不聊生，百废待兴，但他们很快就于1950年颁布实施了《文化财保护法》，并把它看作是国家重建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环节。《文化财保护法》是一部全面、系统和统一的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它基本上涵盖了此前的一系列法律，并有了显著的扩充，扩大了保护的对象。 在实践中，他们慢慢发现，一些传统工艺、艺能中的一些技艺等，都是需要国家加之区别于如建筑物等实物的“文化财”。而且这一部分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如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人类对精神家园的一种需求。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人类作为一种文化性的群体独有的、也是共有的问题。 所以“无形文化财”也列入文化遗产的范围之内，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从而形成了更加丰满的“文化财”理念，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后来对世界不少国家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均有深远的影响。 现在的日本非遗保护分得很细，有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探索：日本把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民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以区分，这对于“有根”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是对整体的文化遗产作为对象，后来进一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设定。其中很多经验值得我国引以为鉴。 记者：虽然目前国内、尤其是我省非遗保护力度很大，但仍有不少地方的保护情况比较堪忧，比如仙居的无骨花灯，传承人少、生存堪忧。就您的观察而言，您怎样看待非遗保护的现状？ 阮云星：这里提到无骨花灯的问题是非遗市场化和生存的问题，当然这只是非遗保护诸多问题之一。那么面对这一问题，我认为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我们所说的活态保护，要考虑到活态的生存状况如何。第二点，政府在推动活态保护、活态的产业化时，对活态状况的了解与把握有多少，以及市场化时有没有做相关的市场调查、相关的政策是否配套于市场的实际情况等，然后再来选拔一批非遗进行保护和开发，而不是一股脑的盲目保护。 2005年前后，我们的非遗保护形成一种“全民运动”的模式，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这种推动一方面对非遗保护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非遗的市场化问题。其实，不是所有的非遗都要走市场化、产业化路线，不是所有的非遗都适合进行商业性质的开发和利用。当然，这还与非遗传承人本身的一些倾向有关。所以，对于他们的适当引导也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您认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走怎样的路子？ 阮云星：有一部分问题的解决不单单是非遗保护问题的解决，而是需要通过建构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时需要相应的整体改革配套才能解决。比如行政主导的保护方式，虽有其有利的一面，但非遗保护更要强调保护主体根植于民间的现实，要更多的发挥其主体性才更有利实施保护。这就关系到民间主体的保护、社区保护人，这也是世界上的一些新的方式和潮流。如世界银行现在资助我国扶贫等，都是以这一方式。 日本目前推行一种CDD的方法，也就是社区主导型发展。在此之前，他们采用的方法将重要的决定权、包括财务资金的支配权主要都落在地方行政。而现在的新方法，则强调社区居民、村民的主体性，当地社区可集体决定需要采取哪些努力来改善当地生活条件,也可以自我管理项目发展基金，管理发展活动的实施，以确保满足当地需求。尽管CDD可以使当地社区有机会参与规划和决策，但作为服务提供者，地方政府机构对CDD项目的成功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对社区所提出的项目建议书在技术和财务可行性方面提供指导，及时为项目社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并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