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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与战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o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祭祀遗存区的发现 　　除了上述规模宏大的宗庙宫殿建筑外，在二里头宫殿区以北区域，还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这一祭祀遗存集中分布区与其南的宫殿区、官营作坊区南北一线排列，构成二里头都邑中心区最重要的内涵。建筑遗迹主要包括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和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建筑。其中，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基址，可能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祭祀设施坛。坛面和坛下有经踩踏形成的路土，坛的周围是平整干净的场地。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建筑属于半地穴建筑，可能是古代文献中的祭祀设施墠（音shan，第四声）。这类建筑系在浅穴内铺垫层层净土，几乎每层垫土上都有因踩踏而形成的路土面，往往还有成片的烧土面。一般不见柱子的痕迹，应是没有屋顶的场地。 　　在坛旁和墠内还经常发现有随葬铜、玉礼器的贵族墓。目前已知这类祭祀遗迹的分布范围东西连绵约三百余米。这一带也是贵族墓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礼器：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 　　十九世纪，丹麦学者汤姆森根据历史上各阶段以生产工具为主的遗物的材质变化，将古代史分为三个大的时代，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一著名的时代划分法至今仍为学界所普遍采用。其后，又有英国学者将石器时代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也有学者认为在某些地区，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铜石并用的过渡阶段。 　　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主张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因已有零星的小件铜工具、装饰品等的出现而可以称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这一时代也正是东亚大陆多个区域迈向社会复杂化的时代。因这一阶段青铜、红铜和黄铜制品并存，合金铸造技术原始，铜器尚未发挥较大的社会作用，尚不具有权力身份标志物的意义，所以一般认为还未达到进入青铜时代的程度。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它不同于以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为主的其他青铜文明，显现了以礼制立国的中原王朝的特质。 　　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巨变（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而非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的。 　　从陶酒器到铜酒器 　　酒的麻醉致幻作用，使得世界上不少古代人群都把它当作通神的手段。在号称礼仪之邦的古代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如前所述，礼（礼）字的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古代的社交礼仪中一定要伴有饮酒礼，酒就像是维持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所以有学者把肇始于龙山时代、兴盛于夏商时代的礼制概括为酒礼。 　　当时的酒系使谷物发酵而制成的酿造酒，属粘稠的浊酒，可以加入香草以提味，一般是加热后饮用。 　　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是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在二里头文化中，陶制酒器有温酒和注酒用的盉、鬶、爵，以及饮酒用的觚等。这些酒器当是用于神圣的祭祀仪式，因此都是用经过淘洗的粘土精心制作而成，有些系用少见的白陶或黑陶。它们很少出土于日常生活的场所，大多随葬于墓中。 　　与酒相关的陶器，还有酿酒和贮酒用的大口尊。这是二里头文化所独创的代表性器种之一。器高大多超过30厘米，形体较大。 　　此后，大口尊又为二里冈文化所继承并进一步盛行。自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时期，大口尊的口沿内侧常见有烧成后刻划的简单符号。这一时期的陶文主要见于大口尊。虽然把这些刻符都看作文字的观点有待探讨，但大口尊在制作或使用时被刻上符号这一现象本身，表明这应是一种受到重视的特殊的器物。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先制作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来出现了温酒器斝和盉等。与身材瘦小的爵相比，盉、斝器高一般超过20厘米，容量较大，因而还应有盛储的功能。这批最早的青铜容器数量极少，只有一部分高级贵族能够使用。除了王公贵族对酒器的重视外，就酒的加热而言，铜器还具有极好的传导性。 　　在中原腹心地区的人们掌握了复杂的铸造技术后，青铜这种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