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聚合,数网竞争——兼论发展我国电讯产业的政策环境4行政....docVIP

三网聚合,数网竞争——兼论发展我国电讯产业的政策环境4行政... 三网聚合，数网竞争——兼论发展我国电讯产业的政策环境 　　香港由开放市话服务、增发固网牌照、允许“回叫”合法化，直到提前结束国际电话独家经营和国际线路和设 备的开放，每走一步都要支付若干“重复建设”成本。香港固定电信网络的投资是非常昂贵的，每一个地面接收站和微波站，都 要花费几亿到十几亿港币。港府增发固网牌照之后，新的三家固网商都重新建网，投资不菲。不仅如此，为了提前开放国际业务 、也就是提前批准“重复建设的权利”，港府还要特别支付巨额赔偿款 67 亿。这究竟是在图什么？香港资讯基建特别顾问艾维朗 一语中的：“开放市场将导致国际电话收费下降”。据他估计， 1999 年－ 2006 年间，香港整体国际电话市场总业务额为 1200 亿港 币，以 14 ％的收费下降计，即有 140 亿港币国际长途费的节省。按照美国经验， 14 ％的竞争减价效果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同样根 据美国经验，长途收费的降低会引起长途通话业务的增加（这种效果在香港与南中国电讯业务的飞速增加中已经看到）。这样来 看，虽然香港电信开放竞争的具体路线是从市话服务竞争走向网络竞争，再走向长途电讯的服务和网络竞争，与美国先开放长途 、再开放市话的路径不同，但是包含的基本原则和逻辑完全一致，这就是“开放竞争－降低收费－扩展市场”。 　　中国电信产业要全面持续振兴，只有沿着开放竞争的方向走。具体的步骤和路径可以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但 基本逻辑却不因为“国情特别”而有什么不同。美国如果不从 60 年代末就开始逐步开放电信竞争，其电信产业不会如此之强大。 香港电信业如果不从 80 年代早期分步开放，其电信业也达不到今天的水平。比来比去，基本的道理天下通用：独家垄断带来的低 效率和高收费，一定阻止电信市场的扩展，而在一个狭窄的电信市场上，即使所有投资无一重复，全部 “单一建设”，其投资也将“贵”得无从回收。中国电信的业务量不足，关键不是别的，就是垄断收费太贵。“政府管理的国家 基础电信网”之所以行不通，要害就是统一的政府垄断经营没有、也不可能内生一个竞争降价机制。为了打破垄断，就要鼓励分 立和竞争，就不可避免地要来一点重复建设。本文的论点是，只要重复建设的“成本”低于预期的竞争降价效果的“收益”，对 社会而言就是合算的。 　　产权与重复建设 　　实际上，社会并没有办法计算开放竞争以后总的“预期收益”。上文讲的“来一点重复建设”，或者方宏一讲 的保持“适度的重复建设”，严格推敲，含义都有模糊之处。在开放竞争的体制下，重复建设的成本由各个投资主体分别做出， 未来收益也由这些投资主体分别预期。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加总以后的预期收益完全可能抵不上加总的重复建设成本。我相信 ，这就是人们大谈特谈的“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或者严格地说，预期收益低于竞争型重复建设成本，难道不是社会资源 的极大浪费，应该由政府严加管制吗？或者有人会问：你既然主张开放电信业的市场竞争，那么你怎么解决电信业昂贵无比的基 础设施投资中因为过度竞争而造成的巨大浪费呢？ 　　我的回答是：要害在于产权制度。如果投资主体的产权边界是清楚的，投资主体就必须承担投资行为的全部后 果。投对了，实现的预期收益大于投资成本，投资者就得到正的投资回报；投错了，血本无归，还要由债权人执行清算。这套产 权制度，就是用来约束分权投资体制下重复建设“无度”问题的。就是说，分权投资体制虽然不能完全消灭“错误的重复建设” ，但它通过产权的责任约束着投资冲动：预期错了要承担错误后果。这套产权体制，加上学习机制，分权投资的“失误”就是收 敛的，就可以控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上。中央计划体制的办法是消灭产权，集中统一“计算”，集中投资和管理，但是 由于“统一计算社会总收益”的“不可能性”，所以中央计划体制造成的投资失误远比在市场体制下要严重。 　　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以上论点。根据统计资料，我国城市家庭洗衣机普及率在 90 ％左右。站在一个 “合理的中央计划主义者”的立场上，每家拥有一台洗衣机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每个单元、或每个楼层的数户人家，合用一台 洗衣机，以减少洗衣机的闲置时间，从而减少重复建设和投资。但是，好象没有人批评每家买一台洗衣机而任其在大多数时间里 闲置是一种不可容忍的重复建设。道理很简单，这里的购买主体都是产权清楚的私人家庭，他们用自己的钱在拥有洗衣机的便利 和闲置使用的机会成本之间寻求平衡点。无论对错，他们承担财务后果，与他人无关。什么是方宏一的“适度重复建设”，没有 人可以统一知道，但分散的购买主体在他们各自的家庭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