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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税制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一、环境税制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个全新的税种，环境税在税收理论中未出现过专门的概念，至今在国际上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的学者将环境税定义为“一切在反污染的政策框架中征收的税收，其核心是使污染者支付与其污染行为的规模相适应的价格”；有的则认为“如果某物质的使用或释放被证明对环境有不利影响，以该物质的物理单位为税基征收的税种即为环境税”。这些概念笼统地将特定的生态或环境问题中使用的税收定义为环境税，没有体现出环境税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上的环境税应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凭借其主权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者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税收。环境税应充分体现国家以自然环境保护为主体的宏观税收调控职能，它既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社会公共事业提供资金，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又可以真实地反映社会边际成本，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还可以均等社会收入，为社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环境税是一种既重经济效益又兼顾公平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它不仅包括污染排放税、自然资源税等，还包括为实现特定的环境目的而筹集资金的税收。 　　早在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出，对造成外部效应的企业，国家应该征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庇古税”，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税。庇古的“环境外部性”理论，可以说是环境税最初的理论来源。庇古在论述“社会资源适度配置理论”时，还通过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庇古税的观点。他认为当存在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现象时，其产品的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从私人角度看是赢利的，但从社会角度看却是亏损的，这一矛盾不可能靠市场力量解决，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社会成本加人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使外部成本内在化，即通过庇古税解决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不一致。研究证实，不仅生产中存在外部性，消费领域也同样会产生外部性。一种消费品如果在消费过程中对环境有消极作用，而产品价格中只包含了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成本，就会产生消费领域中的外部不经济。与生产领域的外部性相比，消费领域的外部性具有分散的特点，“命令和控制”实现的效果往往不理想。对消费行为的过分限制有时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结果是政府非但没能对应进行限制的消费行为作有效的限制，反而失去了应有的一部分财政收人。对于这些市场体系之外的“负外部性”行为，政府实施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可以通过对污染行为以及生态资源的消费使用行为征税，使生态资源使用者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从而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因此，现代意义上的环境税不仅适用于对环境污染行为负效应的消除，还可以通过环境税收手段来刺激正外部效应的产生。 　　公共物品理论也是环境税的形成理论之一。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自由交易可以实现私人物品的有效生产，但环境、国防等公共物品则应该由政府提供。环境税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市场提供其不能生产的公共物品。在环保领域中，“集体理性”和“公共选择”是必要的。但是，个人理性并不必然产生集体理性，个人的最优选择与集体(或社会)利益往往背道而驰。正因为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影响无足轻重，而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即理性的无知)，或者希望别人都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即搭便车)，所以环境保护、生态补偿等这类对大家都有好处的集体理性就无法自我实现。可见，在环境保护领域，仅强调市场的作用是不够的，单纯的市场作用很难保证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而需要由政府通过对所有使用公共物品的人收取价格的方式来实现。 　　另外，可持续发展理论同样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之一。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应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要求使用各种政策，包括税收政策、政府收费政策等来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如果说庇古的“外部性”理论仅着眼于微观经济环境，强调对经济增长的追求的话，那么可持续发展理论则着眼于宏观经济和整个人类社会(包括后代人)，强调的是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实现当代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还要实现代际之间的公平。基于传统经济增长目的的“无节制的粗放式”的资源开发利用，不仅破坏了环境资源分配上代内、代际的效率和公平，还损害了社会发展的整体质量，有必要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对负外部性进行调节，并利用税收收入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既满足当代需要又满足后代需要的长久、稳定的发展，实现纵向历史过程对发展提出的要求。 　　二、环境税制功能的比较分析 　　环境税的优势是同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