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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儒学与经学 陈启智 什么是国学 目前“国学”这一词语再次引起国人的普遍关注，然而什么是国学，并非每个人都很清楚。“国学”是清末民初，西学大量涌进并已经成为显学的情势下，为了区分与西学的不同，也为了比较两者的异同和保存中国文化而提出的概念。其外延即其涉及的范围，几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当，并且应该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但也微有不同，即国学的内容不如传统文化的内容广泛，因为国学毕竟是“学”，是学术，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核心部分。国学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位，因为其属于传统文化精神部分，是传统的精魄灵魂。学术的主要含义侧重在“学”，是指理论和学说，学术的“术”则是指与其学紧密相联系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国学”主要是指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学说理论。其大者如儒、释、道、法以及文、史、兵、农、商、算诸学；其新者如藏学、满学，（具体如回族学者的《天方性理》）等等，而不包括纯以技艺著称的文化部分，如武术、戏曲、棋类、茶艺、书画在内，这部分内容和形式的文化，应该统称之为“国术”。当然，两者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国术也是国学的具体展现。 作为国学，众多学说理论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可自我调控的文化生态，而处于这一生态系统核心地位的学术文化便是儒学。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国学的核心，就其规模之博大、影响之深远以及思想的精微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家学术可以与之抗衡。最重要的是，儒学所具有的包容性，造就了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三学（儒道法）二教（道教和佛教）或者三教九流（教指教化，流指九个学术流派，不指后来的九种职业。）并存的文化格局。 儒学本身也有其核心，这一核心，便是产生于孔子之前，经孔子整理删订并讲解传播的《易》、《诗》、《书》、《礼》、《乐》、《春秋》，合称六经。秦火之后，《乐经》失传，所以汉代以后只有五经。五经多为先王的著作或制作，经孔子及后世儒者的诠释，便形成经传注和疏，这便是经学。这是一门博大的学问，可谓学问的渊薮，穷一生精力都难以精通的学问，所以有“皓首穷经”之说。传统儒学就是通过经典注疏之学的形式得到发展与普及。在中国，儒学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五经（包括传、记，后增《论》、《孟》、《孝经》与《尔雅》，成为十三经），是儒学的元典。由经典和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经学，则是儒学的基石与核心，而且也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 中国古代经学，并非仅是讲述天人之道和纲常制度的儒家学说，实为以经传原典为经，以注疏为纬，所形成的世界上最早最大而且不断修订的百科全书。举凡天文、地理、社会、经济、礼乐、律历、职官、法律、军事、宗教、伦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乃至道德、性命、人情、物理以及农田水利和器物制作等所有有关古代人文、自然学科知识的渊薮。正因如此，所以自古又有“通经致用”之说。如何认识贯通并引导利用这些天人之学，为现实人生境界的提升、为理想社会秩序的建构、为民生精神物质需求的改善，即是蕴含于经学中的所谓义理。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的经学，正是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基础。这才是为什么经学受到历代士子和英明统治者重视历传不息的真正原因。 由于经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内容过于庞大，非短时间可以讲清楚，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谈。下面我们专讲儒学。 儒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易经是比儒学还要古老的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典籍；而现代管理是社会走向现代化之后或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引领社会和企事业发展的科学管理模式，两者不仅时间上相隔悬远，而且学理上也似乎是相互对立的。两者能够融合在一起吗？也就是说古老的易经和作为传统的儒学，与现代管理有哪些关联呢？它能给现代管理提供一些有益而可用的资源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对历史进行一下简短的回顾。对历史的梳理，或许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现代化首先是以科学和民主作为标识的。“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提出全面学习西方的口号，为了引进“德” “赛” 两先生，还必须打倒“孔家店”，废除礼教，破除迷信。人们普遍认为，肯定“五四”，就必须否定儒学，反之亦然。其实，这种非此即彼的截然两分的思维方式，是有其缺陷的，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如果我们能够全面深入地审视历史，考察它的前因后果，我们的视野就会更加深广，就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迷惑。 在“五四”以前，中国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和武力侵略的凌厉攻势，曾经有过两次朝野一致的变法图强运动，一次是洋务运动，一次是戊戌变法。其领导人物或代表人物无一不是儒家学者，如李鸿章、张之洞，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而且都提出过很有价值的战略性改革方案，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引进，到“君主立宪”的制度改革，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纲领。出洋考察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说明当时的儒家官员还是发扬了儒学固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只是由于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