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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取向== 　　一、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分析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由国内外各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消费需求低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紧缩趋势显现等.在宏观经济疲软和货币政策乏力的背景下，为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中央果断做出决策，采用积极财政政策，以达到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税收政策与之进行了一定的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停止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对企业设备投资实行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2)鼓励出口的税收政策。1998年以来，我国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提高了5.5个百分点。(3)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如对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通过清理各种收费和调整税收政策，降低住宅造价和解决汽车售价过高问题，鼓励对住宅和汽车的消费等。 　　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超常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历年的税收弹性系数都大于1，最高年份竟达到了3.227(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那么，究竟如何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来看，可以实施减税政策，也可以不实施减税政策。减税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手段，对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要实行减税，要根据实际经济形势，做出正确判断。从实施减税政策的实践来看，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先例。如美国“罗斯福新政”，没有实行减税政策，但取得了巨大成功，使美国度过了30年代的大危机。但减税政策并不是“灵丹妙药”，如里根政府实行的减税政策，却是以失败告终。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要实行减税政策，要根据当时的实际经济形势来决定，而不是一般规律。我国之所以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因为我国当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市场低迷，消费需求不旺，减税减少了政府的支出，却难以达到刺激民间投资增长的效果。因此减税政策必须审时度势，适应当时的具体条件，并需要相关政策的配合，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二，从理论上讲，增税也有一定的扩张作用。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减税有扩张作用，但增税同样可以起到扩张作用，减税是通过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起扩张作用，而增税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起扩张作用，而且政府支出乘数效应大于减税本身的效应(政府支出乘数=1／(1-b)；税收乘数=-b／(1-b)；b为消费的边际倾向)。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正确的决策。通过增发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增加政府投资，而税收增长用于满足科学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的需要，增加公务员工资等，同样起到了刺激消费的效果。 　　第三，我国的财政形势不允许实施减税政策。在当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都比较低，财政形势不容乐观，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较弱。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瓶颈制约。要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财政收入作保证。提高“两个比重”是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减税势必恶化这些脆弱的经济形势。 　　第四，我国的税制结构限制了减税政策效应的发挥。从减税的效果来看，减直接税的效果要大于减间接税的效果。因此，当税制结构中直接税的比重较大时，减税效果会比较显著。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但事与愿违，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国流转税“一支独秀”，所得税的比重较小。虽然近年来所得税增长较快，但“双主体税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减少流转税会直接减少税收收入，而减少直接税又没有多大的空间，所以，减税的效果不会十分明显。 　　第五，减税政策不能刺激我国民间投资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扩大。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为33%，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世界水平相当。如果考虑税收的流失程度，我国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之间的差距较大，据调查，目前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只有25%左右，即使降低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持平，也不等于减税。因此，从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分析，全面减税都不是最优选择。何况，还应考虑到我国企业中有相当数量属于亏损或微利，对于这些未缴纳所得税的企业而言，减税没有实际意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减税并不能刺激这些企业的投资。投资是拉动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