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审判对象..doc

论刑事审判对象. 刑事审判对象，即刑事审判权指向的被告人和罪行，它既是刑事审判权运作的空间范围和界限，同时也是被告人防御权行使的对象和目标，因此，刑事审判对象具有限制国家刑事司法权、保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机能。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以刑事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刑事诉讼结构的优化调整为目标的刑事司法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和加强对刑事审判对象的研究具有尤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为我国建构合理的刑事诉讼价值模式和结构模式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一、限权：刑事审判对象的机能 　　自从国家产生和出现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便始终贯穿着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协调。国家权力之于个人权利犹如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个人权利最强有力的保护神，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个人权利最大最危险的侵害者。这是因为：国家权力本身具有扩张的天性，而且国家权力的扩张总是依靠侵蚀个人权利来实现的，一旦国家权力过度扩张，超越了保护个人权利所需的必要限度，就会转而对个人权利造成侵害。在现代法治国家看来，个人权利较之国家权力，个人权利处于本源和基础的地位，国家权力只是保护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工具、手段，国家权力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在于为个人权利提供保护，而不能任意凌侵个人权利。因此，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免遭国家权力的侵犯，必须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其过度扩张，具体方案就是通过法律来明文勘定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和界限。 　　从根本上说，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实质上是发生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场权益冲突。在这一权益冲突从产生到最终解决的整个过程之中，作为国家权力组成部分的刑事司法权，与作为公民个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与协调。由于国家与个人力量上的悬殊，为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免受国家刑事司法权的侵犯，客观上要求通过法律来明文限定国家刑事司法权行使的范围和界限，以限制国家刑事司法权的膨胀和扩张。在国家刑事司法权力体系中，刑事审判权因为在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方面的权威性和终结性，而居于国家刑事司法权力体系的中心，它既是保护被告人权利最有力也是最后的手段，同时也是被告人权利最大、最危险的潜在侵害者。刑事审判权的运作稍有不慎，就将给被告人造成剥夺财产、自由，甚至是生命的重大损失。因此，为了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免遭刑事审判权的侵犯，必须有效地约束和限制刑事审判权、防止其过度扩张、损及被告人的权利。 　　如同其它国家权力一样，刑事审判权也有对外扩张的性质和特征，它总是趋向于无限扩展其指向的对象即被告人和罪行的范围，以拓宽刑事审判权运行的空间，使刑事审判权的行使尽量不受空间界限的限制，典型的例证是在封建纠问式诉讼模式下，法官集侦查权、控诉权和审判权三权于一身，“任何法官都是检察官”，;[1]这实际上就使得调查审判官可以任意突破自己原先设定的审判对象范围，将刑事审判权指向的对象无限地扩展。由于审判对象的范围实际上就是刑事审判权运行的空间界限，如果审判对象的范围可以被法官任意突破、扩张，无疑将使刑事审判权的运行失却空间限制，从而使它可能指向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人或事，这就使公民的个人权利丧失了应有的安定性和行为的可预期性，进而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宁。 　　正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检省，近代以来，人们在废除了封建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现代控辩式诉讼。这种诉讼模式的典型结构特征就是实现了控、审职能的分离，以防止因诉讼职能的集中、混淆而造成权力的恣意行使。控、审职能分离，包括了结构分离和程序分离两方面的要求。结构性的控审分离是指刑事审判权与控诉权应当分别由不同的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具体要求就是在机构设置上，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院应当与的法院实现“机构分立”，在法院系统之外设立检察机关作为承担控诉职能的主体，两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司法系统。但是，结构上的控审分离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促成和保障程序性控审分离的实现。所谓程序性控审分离指的是，在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上应当贯彻“不告不理”的原则以及在程序运作中遵循“诉审同一”原则。所谓“不告不理”，是指刑事审判程序的开启以检察官提起控诉为前提，法官不得不诉而审或者自诉自审，这实际上是要求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来设定审判对象，法官则要受检察官所设之审判对象的约束，不能自行设定审判的对象。所谓“诉审同一”，则是指法官审判的对象必须与检察官起诉指控的对象保持同一，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不得随意引进新的指控、自行扩张审判对象的范围，换句话说，“审判法院的审理范围不得逾越控诉或起诉所划定的标的”。[5]据此，法官不能随意变更检察官设定的审判对象，否则即属程序违法。 　　控、审职能分离的结果，是建立起了全新的审判对象机制，其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对刑事审判对象设定权的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