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引导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财税政策==.doc

论引导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财税政策== 一、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说明 　　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需求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消费需求是构成社会总需求的重要方面，在拉动我国GDP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中， 消费需求的贡献最大，改革开放20年来，消费需求对GDP 的贡献率始终维持在50％以上（庄健，1998）。二是消费（如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对人力资本的创造，为经济增长提供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 　　消费作为需求力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其本身的直接拉动，也有通过消费变量而诱导出来的其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即间接拉动。所谓消费直接拉动，即是通过它自身，而不是通过别的变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果消费低迷，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实际产量远远少于潜在的产量，生产能力就不会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如果消费过热，超出了资源和生产能力的约束，只会形成经济的名义增长和通货膨胀。所谓间接拉动，是指消费作为初始变量通过其他变量拉动经济增长，如引致投资就主要是由消费的增长等经济行为诱导出来的投资，被消费诱导起来的投资被拉动起来以后，它就和消费一样对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 　　二、影响消费者需求的财税因素 　　1.税收变量。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社会总需求是由非财政部门的消费需求C、 投资需求I、与政府部门支出G三部分组成，即AD＝C＋I＋G.其中消费需求C是国民收入Y和税收T的函数，即C＝C（Y，T ）；投资需求是真实利率的函数，即I＝I（R），因此， 社会总需求的公式又可以进一步表示为：AD＝C（Y，T）＋I（R）＋G.在这里，假设I和G都不变，只改变税收T ，在C是T的减函数的情况下，减少税收可以使非政府部门的消费需求扩大；反之，则缩小。不过，不同的税种对其影响的方式与程度是不尽相同的：（1）个人所得税。增减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水平， 从而调节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最直接的手段。提高个人所得税，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削减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效应。不过，由于个人所得税是对富裕阶层增税，其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所以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程度要低于对其收入的影响程度；反之，则具有扩张消费需求之效应。在现阶段，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虽然还较低，但富裕阶层的人数及收入却迅速增长，居民的纳税意识也在增强，个人所得税在消费调控中的作用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2）公司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增税，减少可利用的内部资金，投资的预期收益下降，具有抑制民间投资的效果。而且，公司所得税增税，通过减少股利所得而具有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在公司所得税可以转嫁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上升，导致实际收入下降，因而具有抑制消费需求的作用；反之，则具有扩张消费需求之效应。（3）消费税。消费税增税， 民间产品的含税价格水平上升，因而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民间消费支出减少，尤其是消费税是一种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率高的大众税，这是就国外而言，我国有所不同。消费税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课税负担加重，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一般较高，故消费税的增加将大大降低消费者需求总量；反之，则较大程度地扩张消费需求。对于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尤为如此。 　　2.收入分配政策。 　　消费是收入函数，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因。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同生产力的发展、收入水平的增长基本同步或略有超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从改革开放20年的情况看，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带动了消费结构的巨变，实现了第一次消费革命，庞大而快速增长的居民消费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动力；到了90年代，特别是“九五”时期以来，居民收入的增幅逐年下降，以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例，分别从1992年的 9.2％、5.9％下降到1997年的3.4％、4.6％（马洪，1997），自1993 年进入经济调整期以来，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是逐年提高的，但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户有所增加，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注：有些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贫富差距已从80年代的1.7倍，上升到90年代初的4倍多，而且还呈继续攀升的趋势，虽然与某些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这一差距本身并不很突出，但只经历了短短的10年，贫富差距就如此迅猛拉大，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过的（曾令华，夏杰长等1994）。）1995年全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45（李实等，1998）。 低收入户的增加影响了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对地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收入分配政策不仅影响居民现有的实际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