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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大序》中的正统文学观 一 《诗大序》的作者问题 关于《诗大序》的作者，历来所说纷纭，计有子夏、卫宏、孔子、毛公（亨、苌）等１６种说法。我们认为，《诗大序》的主要作者是毛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孔子、子夏年代久远，其思想与《大序》中夹杂的汉儒思想有很大不同；《大序》的内容与《乐记》有很多相同的文字，所以很有可能是毛公摘自于《乐记》。所以，《诗大序》的主要作者应是毛公，而当时和其后的汉儒也可能后来又加以修订，补充了若干内容。至于小序，其中的若干资料可能源于先秦，汉人如大小毛公、卫宏大约都参于过若干工作。 二 《诗大序》基本理论 《诗大序》虽然只是《诗经·关雎》前面的一段文字，但却可视为一篇相对独立的诗歌理论专论。其中所论及的诗歌创作、诗的功用、诗的风格等问题，对后世正统的诗歌理论产生过深远影响。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文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１、诗乐舞与情志的关系 作者在这里分析了诗乐舞三者与情感强弱的递进关系。在先秦文献中，谈诗的起源主要集中在“志”的方面，对情较少涉及，只有屈原赋中情志是合一的，但在当时不是主流思想。到了汉代，从《淮南子》开始，乃至于《乐记》，情志才开始统一，《大序》沿用了这一看法，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这种看法的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二来对魏晋时期的“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因此在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孔颖达《正义》说： “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心志。 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 ２关于诗的社会作用── 讽谏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 矣。国史明乎得失之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先秦的儒家说诗一是集中在言志，但对言何种志未明言；二是集中在诗的专对之才上，偏重于诗的交际功能上。但到了《诗大序》，开始鲜明地提出了诗的讽谏说，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对于加强诗的社会功能是起了作用的。在《荀子》中，没有提到过诗的讽刺作用，只是说诗乃先王制之以教育百姓；在《乐记》中，提到了音乐是与政治相通的，但也没有论及用诗来讽谕政治。而《诗大序》则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讽谏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到了东汉郑玄，以将之发展成为“美刺说”： “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将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诗谱序》） 郑玄的美刺说，比讽谏说多了一个颂赞顺美的内容，这大概是因为到了东汉，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如果说在西汉统治者还允许甚至鼓励讽刺的话，到东汉，由于国势的脆弱，反到要求诗人“论功颂德”了。 对于讽谏说，应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它对揭露讽刺黑暗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过多地强调诗的讽谏，又会过于狭窄；所以要综合分析看待。 《大序》中还有一段文字不属于讽谏说，但也涉及了诗的社会作用。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段话源自《乐记》，但又增加了二个内容，一是“正得失”四句，说明诗的巨大功能；二是增加了“经夫妇”五句，说明诗是先王用来净化社会空气、培养人的道德的教本。这种看法，当然也比孔子所说兴观群怨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作用要大。也由此说明诗在汉代的地位比先秦时期又有很大提高。 总之，《诗大序》与《乐记》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正统的实用主义文学批评，也在诗歌的一般理论上有所进步。概而言之，约有以下几点：１在诗的起源问题上提出了物感说；２在诗的社会功用上，提出了讽谏说；３在儒家中和的审美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主文谲谏”的艺术方法，对于发展含蓄婉曲的艺术风格有重要的贡献。４把艺术创作中的情提到了一个重要位置，情志合一的提法有助于魏晋时期“缘情说”的发展。 曹丕及其《典论·论文》 一 生平与思想 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魏文帝。今存《魏文帝集》二卷，《三国志·魏志》有传。 初好文学，写《典论》尚在太子时，颇重己作，曾素书予孙权，纸书与张昭。后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太学，凡六碑。 二 《典论·论文》所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