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 .doc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 从表中可知,这类着作译介时间大多集中在1903年前后,这段时期亦是晚清译书的一次高峰。当时除了译介日人所着的文明史之外,还翻译西人所着的日译本文明史作品,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塞奴巴的《泰西民族文明史》,系沈是中、俞子彝译自野泽武之助的日译本,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英国巴克尔的《文明史论》则是林廷玉译自日译本《文明要论》,上海新民译印书局1903年发行。1903年苏州国学社曾出版过一种《西洋文明史要》,据《中外日报》刊登的出书广告,是书系自“西洋史各部选辑合撰而成”[4]。《支那文明史论》是中国最早译自日本的一种文明史作品。是书凡十章:发端、汉族文化之最大原因、社会基础之家族、政权及法制、哲学及文学、孔子及儒教、对汉族文化发达上有形之敌、对汉族文化发达上无形之敌、支那帝国之将来、现时我邦讲究汉文学当变其法。此书篇幅很短,择其重点而论,“推论支那人思想性质、风俗政治变迁之理由,巨眼炯炯,上下千古,语语搔痒处,令读者有如梦初觉之感。”[5]《东洋文明史》则取材于白河次浪、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和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影响相对较小[6]。《泰西民族文明史》与一般文明史重论断不同,“专纪事实,简易明了,其中是非任读者自为评断”,“洵学界之善本”[7]。《西洋文明史》分七章,上起古代希腊、罗马,下讫近世史,叙述泰西文明进步之源委,以及种族之移殖,政教之沿革,哲学、科学、文学、美术之发达,“译笔尤瞻雅简洁,洵教科之善本”[8]。本文将以绍述《中国文明小史》、《万国史纲》、《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四种教本为主。 二 《中国文明小史》原名“支那开化小史”,日本田口卯吉着,最初先分卷出版后再合本再版[9],完整版本是明治23(1890)年8月的再版本,着作兼印刷者田口卯吉,发行者盐岛仁吉,印刷所秀英舍。附岛田三郎、小池靖一、末广重恭“批语”(皆用汉文),田口卯吉和中根淑所作“跋”。日文本的眉端有用汉文写的评骘之语,与正文相得益彰。是书首例言,分15章:从开辟至周代、从春秋战果至秦一统天下、从秦一统天下以至灭亡、从秦之亡至西汉之兴、从西汉之兴至其亡、从汉家外戚之情形至王莽之亡、从后汉之初至其亡、从三国至晋一统天下、从晋经南北朝至隋之亡、从唐初至其亡、五代、从宋初至其亡、从元初至其亡、从明初至其亡、总评。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了中译本,名《中国开化小史》,刘陶译。田口卯吉是19世纪后半期日本文明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与福泽谕吉一起开创了日本文明史学派,在日本史学界甚至对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是日本文明史学的典范性着作,是受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一书启发下的产物[10]。他以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来撰写《中国文明小史》,给当时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田口氏指出,“人情风俗及事情之变迁,多发成于冥冥之间,其关系于史上,殊为紧要,非战乱斗争杀人烧家之比也”,而中国史家重历史事实,虽对兴废存亡之理颇有卓见,然不齿为文,所以中国史书“令读者有龙飞云际首尾不相连续之感”。[11]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弊病。《中国文明小史》非鸿篇巨制,着重笔墨论述中国历史变迁之大势,他考察中国历史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人民常苦于专制政治之弊害,从周以前数千年间,埋没于封建乱离之祸害时代也。从秦以后,二千余年,沉沦于专制政治之腐败时代也。而中国之人,又未曾预防此弊害,别发一制度,故于封建乱离之祸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为专制政治,及专制政治之弊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归于叛乱,分裂反复,中国人民历史不过此数事而已。其和平时则必有不忍见之腐败,其乱离时则必有不堪闻之斩杀,茫茫四千年,亦血肉交战之场而已,读者盖不能不戚然于心。当其升平也,诗歌、文章、经学之类非无发达者,然皆贵族隐遁之流,以慰其闲散之心,不足多也,然其于政治则未有别开生面而越于专制政治之外者。不然,则以四亿人之邦国,何至如此之境也。呜呼!支那人民自苦久矣,何不于专制政治之外,开一大活眼,以致其幸福哉![12] 这种见解在20世纪初真可视为“伟论”了,被当时多数留日学生所接受。 梁启超对此书推崇备至,“其论则目光如炬,善能以欧美之大势,抉中国之病源,诚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梦也。”[13]《新民丛报》向读者介绍该书说:“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论断数千年之史迹,目光如炬,读之可辟一新境界。”[14]1903年《新学书目提要》论及此书,对原书的思想有所发挥,“通雅斋舍人”道: 泰西列国战争愈烈者,文明之程度愈高。而中国则战争之前,民之明义务者,恒多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其富于自治之精神,丰于平民之思想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