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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供应内生性、外生性分析 一、研究意义 在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研究中,关于货币供给的决定过程存在着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还是由经济主体的经济需求内生决定的理论分野,这一理论分野在货币政策理论研究中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对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这种政策含义表现得更为突出,也即货币供给的机制及其特性(内生的或是外生的)决定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因此,研究货币供给的机制及其特性(内生的或是外生的)对研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意义。 二、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的讨论 在中国，主张货币供给内生论的学者主要有张曙光、赵海宽、孙伯银、宁咏等。孙伯银在《货币供给内生的逻辑》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1997 年前货币供给：政治内生性为主”，“1997年后货币供给：转向市场内生性”。“无论如何，货币供给都是内生性的。” 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的代表人物有黄达教授。在《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中，黄达教授明确指出： 货币供给模型是M=m*B。由此可以看出，决定货币供给的是三个因素：C/D、R/D 与B。C/D 是货币供给中通货与存款货币之比；R/D 是准备金存款这个在商业银行之间流通的货币与存款货币之比；B是基础货币。这三个因素，在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分别归之为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事实上三方面的行为对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是交叉的。黄达教授认为货币供给由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共同决定。 三、我国货币供给变量属性分析 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对货币供给进行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就是外生变量;如果货币供给不是由中央银行决定,而是由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和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决定,货币供给就是内生变量。由此可见,货币内生性、外生性争论的根本点在于中央银行能否控制货币供给。对于我国货币供给变量属性的看法，我认同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的看法。 （一）外生性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M0、M1、M2的增长率在1992年至1994年明显升高,其中M0在1992、1993年增长率均高达35%左右,这不是偶然的纯经济因素所造成的,而是受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新一轮经济建设高潮的影响。政府增大货币投放量拉动经济的增长,结果是国民经济增长率走出低迷,从1992年开始连续几年出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我国经济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国民经济也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于是,如何抑制过热的经济又成为政府的主要任务。为了治理高通货膨胀,但又不至于把经济搞得过死,实现国民经济的“软着陆”,从1995年开始,我国中央政府及中央银行明显改变了前几年的基础货币投放政策,1995年我国M0的增长率仅为8%左右。由于随后三年中央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所以从1996年至1998年三年我国M0的增长率一直在10%－15%之间波动,国民经济也实现了软着陆。然而,从1997年开始,我国经济完成从短缺型经济向过剩型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也就意味着我国经济要出现重大调整,市场呈现低迷状态,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国民经济,尤其是传统产业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消费又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1999年我国M0的增长率从1998年的10%一跃到20%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尤其是基础货币供应量显然受到政府意愿的左右,而决定政府的意愿的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显然还包括其它一些因素。如果说以“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对货币供给进行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就是外生变量;如果货币供给不是由中央银行决定,而是由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和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决定,货币供给就是内生变量”作为评判标准的话,在1990年－1999年,基础货币的投放量的大小显然是国家调整经济的手段,而不是由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和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决定的。因而,我国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的特点。 （二）内生性分析 货币方程式M=H(D/R(1+D/C))/(D/R+D/C)中,H为基础货币,即存在于公众和银行体系中的现金之和,D/R为存款准备比率,包括法定和超额准备金率,D/C为存款通货比率。H、D/C、D/R这三个因素决定着货币供给,外生论者认为中央银行可以完全控制这三个因素,因而货币供给是外生的。深入地剖析这三个因素就会发现它们都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首先,对于基础货币H,中央银行只能通过变动法定准备金率调节滞留于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对于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和公众通过自己的资产选择保持的现金都无法控制;其次,对于存款准备比率D/R,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即法定存款准备率由中央银行决定,另一部分超额准备率是由信贷机构自行确定的,而事实往往是后者所占的比例和影响更大;最后一个因素D/C更不是中央银行所能控制的,它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