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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钢铁”：转型发展 路在脚下 随着中国钢铁行业进入新常态，钢材需求随经济增长回落而持续萎靡，粗钢产量继去年出现负增长后，今年一季度再度萎缩，全行业已从成本经营期或微利经营期进入整体亏损期。 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能用“深秋论”来表述中国钢铁业当时的状态，那么，如今的中国钢铁业毫无疑问地已经进入“严冬”，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期。谁能熬过这个寒冬，谁就能涅槃重生。其间，必然会有部分企业“冻死”，而生存下来的企业就能走上更加有序的发展轨道。 搭准《中国制造2025》战略脉搏，导入“互联网+”思维，进一步深化改革，谋求转型发展，是钢铁企业的生存之道。 《中国制造2025》战略让钢铁行业仍有可为 日前，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战略将是中国版工业4.0战略的具体体现，中国钢铁业仍有可为。 就工业水平现状而言，德国等发达国家总体处在从工业3.0到工业4.0发展的阶段。工业3.0在标准化、自动化、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解决了质量、成本、生产和运输效率问题。中国制造2025则要在工业3.0的基础上通过定制化、柔性化生产，解决响应速度、个性化需求的问题。这是趋势，我们必须积极应对。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质量、成本、效率依然是钢铁行业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资源环境压力是钢铁行业面临的最大约束。从钢铁行业来看，我国工业3.0的任务并没有全面完成。因此，提升钢铁制造的基础能力，包括质量标准、检验检测、自动化水平与生产效率、节能环保管理与绿色制造等，尤其是产品质量提升依然是行业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新世纪以来，大量新装备的投产使中国钢铁工业的工艺装备水平达到了世界领先。但中国钢铁工业大规模的装备投资在2012年才开始下降，很多装备还处在“爬坡期”，按照学习曲线，这些装备还处在产量效益阶段，还没有或正在进入质量效益阶段，提升产品质量，尤其是质量的稳定性还大有提升空间。同时，不同企业之间的基础制造能力和研发水平差异较大，我们要将着力点放在提升基础制造能力上，为钢铁行业的智能化制造做好准备，积极应对智能化制造给钢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深化改革要解决外部环境问题 当前，中国钢铁业面临产能过剩、产品结构、地区布局、行业集中度、环保压力增大等诸多难题，唯有深层次的变革才能赢得生存发展空间。但深化改革首先要解决外部环境问题。 据媒体披露，目前工信部正在制订的《钢铁工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提出，未来3年将压缩钢铁产能8000万吨。从宏观层面看，压缩钢铁产能，需要持续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环境，避免因刺激性政策导致产能再度无序释放。从行业层面看，还需要逐步完善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快市场化的优胜劣汰，亟需解决3方面的问题： 一是公平执法问题。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区域、不同规模钢铁企业应该一视同仁，但现实并非如此。以环保执法为例，不同省份，甚至同一省份不同县市，仍存在明显的环保执法力度的差异，对各类环保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执行尺度。此外，部分钢铁企业的吨钢税负远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就可能涉及地方对逃税漏税问题的查处力度。 二是地方政府不合理干预问题。总体上看，地方政府针对地方重点企业强调“所有、所在、控制”的态度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出现观望态度。但是，在现阶段，地方政府与地方国有钢铁企业的利益关系尚未发生本质变化，在其可控制的范围内对地方钢企（包括对地方经济影响较大的民营钢企）给予不合理的补贴，将进一步延缓低效产能的退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快推进地方官员考核制度、财税体制、国企改革、央地事权财权划分等深层改革。 三是退出产能所涉及分流人员的再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人的问题可能是将来制约产能退出最难处理的问题。尽管目前国家和部分地方出台了相关政策，但仍然存在很多细节性问题，落实难度较大，需要进一步总结和完善。 中国钢铁工业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产业重组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方向。2005年以来，鼓励产业重组一直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但重组效果不理想。2012年起，钢铁行业已经连续3年处于成本运营状态，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亏损，行业兼并重组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但还没有到最佳时点。 其一，从体制机制方面来看，钢铁行业重组所需要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合理、解决国有资产管理的分层所有和市场化定价、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规范的既有管理层的退出补偿机制等外部条件还有待改善。当前，鼓励重组的相关产业政策仍然是在《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 [2010]27号文）的基本框架下的补充和完善。产业政策何时取得实质性突破，取决于官员晋升、财税、环保等体制改革，以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程度。 其二，从钢铁行业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