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创新：当代刑法学者的双重使命方法.doc

启蒙与创新：当代刑法学者的双重使命 　　编者按：刑法学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中国当代刑法学者负有何种历史使命，如何合理借鉴国外刑法学理论来建构中国的体系，学派论争对于刑法学发展的意义是什么，中国刑法学的前景在哪里?如此等等，都是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为此，编辑部约请陈兴良教授、周光权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集中对谈。两位教授的主张或为一家之言，但其对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定有启迪价值。 　　周光权(以下简称周)：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年历史，在此阶段，刑法学是起步最早的法学学科，在很长时期内处于“显学”地位，研究相对较为成熟的学科。但是，它在整个法学学科中，早就已经不是“显学”了。法学的发展，在最近30年间，先后是刑法学、法理学、民商法学各领风骚十来年。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概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在当前社会，刑法学离开“显学”位置并非所愿，乃是形势所迫，因为民商法学的重要性得到凸现，它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民商法在实践中的确用得多，维系着任何人的生存和发展;研究、学习民商法，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事实上，刑法和很多人的关系都较远，很多人一辈子都可以不和刑法打交道，刑法学学科地位的退让，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刑法学者“不服”大概也不行，但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因为刑法学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好的，有成千上万的疑难复杂案件需要刑法理论加以回答，实践中对刑法学的需求仍然“旺盛”。当然，对于这个学科的发展，近年来，也和一些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例如，刑法学的基础理论并不扎实，学者的问题意识还有待提高，理论和实务之间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有效对接，凡此种种，都让人放心不下。我在《刑法学的向度》一书中也提到过刑法学的危机和“刑法学的突围”问题。我不知道陈老师如何看待现今中国刑法学的研究现状和问题?另外，针对刑法学研究中陷入的种种困境，采用哪些方法解决比较妥当?针对这些相关问题，我都想在今天向您讨教。 　　陈兴良(以下简称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属于一个较为宏大的问题。对于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而言，一方面，精巧的、细致的研究是需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也不能不涉及。 　　我想，对你所提的问题的回答，要先从准确评价中国刑法学研究现状开始。我的感觉是：我国近年来刑法研究从总体上看势头应该说不错。现在，刑法学每年的成果产出总量相当可观，刑法学研究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一是，研究重点较为突出，对基础研究较为重视，例如，对犯罪论的研究，在最近几年一直得到重视，至今余热未消;二是，学者的问题意识和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逐渐养成独立的学术品性，能够围绕司法实践的需要研究和思考问题;第三，从深度上看，个别学者所做的思考比较深入，也提出了一些针对中国问题的范畴或者命题，有的研究成果即使与国外的很多一流研究相比，也毫不逊色;第四，从广度上看，研究范围不断拓展，例如在刑法和刑事政策的结合点上进行研究;在刑法学研究中引进哲学思维;对刑法和民法、商法交叉问题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成果很有实践价值。 　　我对于中国刑法学的总体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肯定性评价，对它的未来也表示乐观。但是，和你一样，我对刑法学发展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也有些担忧。毫不避讳地说，我国刑法学规范发展的时间实在太短，这对刑法学发展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的真正发展，而且是非常规范地发展，有200多年、将近300年的时间。开始我们的刑法学的规范发展，也就是2、30年的时间。这个差距，任何人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不是说，最近100年来，我国的刑法学者没有干事情。其实，我国刑法学者一直在“学习”：上世纪的前3、40年，主要学习德日刑法，在战火纷飞、国恨家仇交织的氛围下，学习的效果如何，实在不敢恭维。后3、40年，主要学习苏联，学得比较匆忙，学得也的确不“虚心”，十年“文革”期间，连公检法都砸烂了，哪来刑法学的生存余地?所以没有学好。如果期待通过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学习来建构中国刑法学的体系，多少带有天方夜谈的意味。规范发展的时间短，导致我们对很多问题难以从容地、反复地展开讨论，刑法学的根基自然就不牢，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就难以超越德、日目前的研究，只能给人以“望其项背”的感觉。 　　我曾经在《转型与变革：刑法学的一种知识论考察》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上百年的刑法学理论传统，我国刑法学的学术积累是薄弱的。当前，我国刑法学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既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已经走到了尽头，难以适应理论发展与法治建设的需要。如何完成我国刑法学的现代转型，是摆在我国刑法学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刑法的理论现状，应当以一种改革的精神推动我国刑法学的发展。我现在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 　　周：我完全赞成您的主张。我国刑法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除了您刚才谈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