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中国人口、食物、知识和制度.docVIP

1949年之后—中国的人口、食物、知识与制度今天的中国人比起以往任何时候获取了更好的营养，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取营养的。与此同时，中国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拥有了更多的人口—不是多一点点，而是多了许多。中国人民在人口剧增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好的营养，这是以往中国人和外国人认为是无法实现的巨大成就。古往今来，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口不是受人口自身对生育决策限制的，而是受到自然强加的极限限制的。不幸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阶段，这种悲观主义论调被认为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有道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应当作为能够并且已经消灭饥荒的历史被世人铭记。本文利用D.GaleJohnson（2000）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的此类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 1、 悲观主义神话的破产：二十世纪中国的食物与人口增长 自古至今，悲观主义论调颇有市场。清朝乾隆年间的洪亮吉可谓是中国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洪亮吉的人口思想集中体现在1793年写的《治平篇》和《生计篇》中。他认为，“治平”之世人口的增长是十分迅速的，而人口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则比较缓慢。人口过多与生产、生活资料不足的矛盾只能调节、缓和，不能根本解决。缓和之法有二：一是自然的“田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它会造成大量的死亡。二是人为的“君相调剂之法”。根据洪亮吉的分析，人口过多必定会产生两个恶果：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二，容易造成社会动乱。 在西方，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于1798年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书，该书被称为西方悲观主义的代表作。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有一种可能的超过食物供给的趋势，人口被罪恶和苦难—战争、疾病和饥饿所抑制。在第二版中，他承认除了罪恶和苦难以外，还有第三种因素影响人口增长，即自我改善的愿望。例如，家庭愿意并能够通过改变结婚年龄影响孩子数。当然，马尔萨斯并不是声称人口增长为人类播下灾难的种子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预言家。 马尔萨斯的追随者似乎走得更远。美国学者威廉#8226;福格特（WillianVogt）在《生存之路》一书中强调，现代世界人口增长已经超出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负载能力，人类面临灭绝的危险。保罗#8226;埃利奇（PaulEhrlich）在1970年出版的《人口#8226;资源#8226;环境》一书指出，“#8226;#8226;#8226;#8226;#8226;#8226;大量的人口现在正威胁着甚至要毁灭地球绝大多数生命。”罗马俱乐部把悲观主义论调推向极至，其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耸人听闻地说：由于世界人口急剧增加，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这样，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最终将会发生非常突然的和无法控制的崩溃。 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土地受到了不堪负重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暗示，共产党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 那么，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果真象悲观主义预言家们所预料的那样吗？不幸的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历没有实现悲观主义者的预言。中国政府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什么使中国人民避免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呢？答案很简单：一靠知识与技术的发明和传播。几千年来，中国人通过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知识，尤其是过去两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发生的“知识爆炸”，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新科学新技术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农业进步提供了很好的知识基础。二是靠制度的创新。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正确的农业政策、果断的实施措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有5亿4千万，1980年人口为9亿8千万，1999年人口为12亿5千9百万。1980年—1999年人口增加了2亿7千9百万，几乎是1949年人口的一半。 2、 根据1952年人均GDP为119元推算，1949年人均GDP大约为100元多点。1980年人均GDP为460元，1999年人均GDP为6534元，这二十年人均GDP增加了6074元，平均每年增加近320元，大约是1949年人均GDP的3倍。 3、 1980年以后中国的物质资源—土地、水、空气、太阳—基本上与建国前或者与100 年前、1000年前相同。有人甚至认为比起过去物质资源的价值变小了。 1980年—1999年人均GDP增长了6000多元，大约是1949年的600倍。1999年的总 产出大约是1949年的70倍。如此巨变是怎样产生的呢？之所以产生是以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