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舞蹈的历史境遇和文化选择.docVIP

中国民间舞蹈的历史境遇和文化选择 nbsp;nbsp;nbsp; 民间舞蹈曾是乡俗之风，亦获舞台之宠，如今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焦点。这其中，前身后世的流年轮转，从大路的边缘走向聚光灯下的角色变换，是时代所造就的，也是历史主体——人的文化选择。组成和支配着人们社会活动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成为民间舞蹈社会角色和身份转变的一个根本动因。 nbsp;nbsp;nbsp; 史官通过《二十四史》所构筑的中国历史风貌具有一种壁垒式的力量和品质，而在它所编织的经纬中寻觅民间舞蹈身影的时候，难免有落荒之遇，因为堂庙中的雅乐正声主宰着国家政权的威仪，我们只能从诸夷列传中爬梳到零星的记载。于是，常有记述民风的方志、笔记、野史、诗歌，成为民间舞蹈得以呈现于史的出处。 nbsp;nbsp;nbsp; 早在《诗经》的时代，关乎民间歌舞的文字就是“风”的一音分，与“雅”、“颂”构筑了等级次第。在那里，可以遥看到古代的男女们于仲春时节在旷野间歌唱游乐，巫觋手持鸟羽在鼓盆敲打的节奏中起舞……相比载入“雅”、“颂”的正声，这些关于民间歌舞的记载终究是零星的。始于西汉的乐府，作为专门机构，倒曾有过大nbsp; 规模采集民间诗歌和乐舞的行为，nbsp; 但终其目的是为宫廷宴饮出游享乐之用，并未能留下民间歌舞在其土地上的文化风貌。但是，若无汉代达官显贵们对羽化成仙、在死后世界追求享乐的流行观念，今人也难以看到墓室里大量汉画像砖石上的百戏诸貌。 nbsp;nbsp;nbsp; 自汉末到南北朝，政权林立、更替和“五胡乱华”使中原民间乐舞自行流变传衍，并多有当时边疆诸国乐舞入主其中，至隋唐遂成为九、十部乐等朝堂之娱，此是民间乐舞自下而上的宫廷化过程。转至唐末政局的纷乱，宫廷乐舞机构的解散和人员的流失，五代十国并宋朝又成为向民间乐舞输出宫廷艺术的时期，《柘枝》的流变便是见证这两个阶段起兴的典型。这种上下双行的规律就像血液循环，使民间舞蹈的生命运行不止。宋代是中华文化精致化、经典化的重要时期，商贸和市井文化的发达，丰泽了社会的神貌，培育了崇尚意趣的文人精神，以至于在经历离乱之后，能够留下《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等这种叨数旧朝景物年岁如数家珍的回忆录，也由此使今人得以将宋代民间舞蹈的身影看得如此真切。 nbsp;nbsp;nbsp; 宋代以降，民间舞蹈逐步融入戏曲中，独立性减弱了，而元代以后讲戏曲的文字又不怎么涉及其中nbsp; 的舞蹈成分。元、明、清三朝政府nbsp; 都曾有过对民间歌舞的禁令，直至清末由于慈禧个人的喜好，使京津两地民间舞蹈豁然走在“皇会”旗下，其热闹不在话下。此间，中国版图数经更易，往日边疆诸国成为远离中土的边疆地域，众多民族鲜有自己的文字语言，乐舞成为传承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载体，汉族文人亦将其作为风俗笔录在案，成为今人了解多元民族文化的旁证。 nbsp;nbsp;nbsp; 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剧场里所呈现的音声和身体两分的表演形式，影响了中国音乐舞蹈从业者的思维和认识。从晚清外交使节的裕容龄到留学日本的吴晓邦，从国外成长学习的归侨戴爱莲到自幼随父母从学前苏联芭蕾的康巴尔汗，都有着对于西方舞蹈学习、表演和教授的经验。这一切，为后来向剧场艺术发展的新中国舞蹈做了学科思想和创作实践上的准备。也正是这一时期，由戴爱莲倡导的、在重庆大后方举办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无形中明确了民间舞蹈的艺术身份。 nbsp;nbsp; nbsp;nbsp;nbsp; 而对“边疆音乐舞蹈大会” 产生深层影响的，便是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谁也不曾料定，它成为日后中国几十年间的文艺指导思想。 nbsp; 《讲话》精神在当时的直接产物就是“新秧歌运动”，它将民间最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形式发展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号角，尤其抗战后期，随着战略转移，“部队打到哪，秧歌扭到哪”，华东、华北的汉族秧歌在保留原有表演形式的基础上，纷纷改换成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思想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革命精神转化融入到文艺政策和导向当中，它以更为高级的意识形态的方式，让民间艺术经历了一场去神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多民间歌舞背后的宗教信仰、祖先祭祀和自然崇拜的精神世界在这场运动中逐渐隐退，直到“文革”时期的全面被禁。 nbsp;nbsp;nbsp; 20世纪五十年代的新中国文艺工作者，为舞台创作而到民问“采风”成为工作的重点。这已经大大区别于《诗经》时代“采风”以观民怨的目的，眼光直指艺术本体。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新政权塑造民族国家形象的重要阶段，在国内民族事务和国际外交事务中，民间歌舞就是以情感交流来实现“美人之美”(费孝通语)理念的首要途径。于是“世青节”上，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