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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特有的艺术形式美 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在世界美术领域里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中国画是用中国传统的绘画工具，按照中国人的审美观点进行创作绘画而成的。传统的中国画不讲焦点透视、明暗光线，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肖似，讲求“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 　　中国画是运用绢和宣纸作画，特别是生宣纸的渗性，更加发挥了特有的笔趣和墨彩。在用墨方面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经验，亦有惜墨如金的画风，自由挥洒，酣畅淋漓；用笔方面，使用毛笔的尖锥，讲求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无穷变化，奇妙的效果，以表现物体的质感；在敷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末，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意境方面追求自然、含蓄、深沉，朴素淡雅的画面配以中国书法，题诗落款，再押署印章，彰显出中国画的特点，“诗、书、画、印”的结合完美构成。 　　诗书画印的结合，是中国画特有的表现形式，融多种艺术为一体，相互辉映。其相互结合是中国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文人画家登上画坛后才具有的现象。当绘画还是工匠们的专职时，诗书画印是独立的。东汉至北朝，虽有蔡邑、顾恺之这样的文人画家，但并无诗书画印结合的作品。唐朝、五代的文人画家虽多，也没有诗书画印结合的实例。北宋后期，许多文人画家活跃画坛，如苏轼、文同、王晋卿、米芾等，倡导诗书画印结合，并且身体力行，为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奠定了基础。到元代迅速发展，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为画家们普遍采用，乃至明清两代，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臻完美。以下笔者谈谈诗书画印如何在国画中的结合。 　　 　　一、诗画结合 　　 　　诗画结合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画本身没有题款，但充满诗意，可谓诗画意境结合；二是画上题诗书款，诗画相配，相得益彰。诗画作为两门艺术，各有其长短。“画”表现事物比较直观、具体、真实，便于领略，但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选取瞬间静止状态。而“诗”则不同，它可以写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发展变化，容量比较大。二者的结合，使静止的画面动起来，空间拉长，容量立刻膨胀开来。绘画史称唐代王维是诗画结合的创始人，他说自己是“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苏轼说：“味摩诘（王维字）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是“词客”和“画师”合为一体的人。在苏东坡的赞赏之下，王维被视作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代表人物。 　　五代两宋画家多数不在画上题诗书款，偶或有之，亦在石隙树缝间，以防损伤画面，破坏画面构图。李公麟善诗书，但画面极少题诗书款。唯苏东坡习惯用大行楷题款，或跋语三五行，书画一体。李唐、马远、李嵩、夏珪、梁楷诸名家在画上则无题诗，只有在边角不起眼处签署姓名年月而已。元代开始，每画必题诗书款，明清则更甚。故宋苏轼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元人对诗画关系认识更深入一步，杨维桢云：“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纳山川草木之秀，描写于有声者，非画乎？览山川草木之秀，叙述之无声者，非诗乎？故能诗者必知画，由其道无二致也。”（《东维子集》卷十一）。 　　诗画的结合，相互生辉，如宋朝马远的《雪图》，画的是雪后大地批上了银装，明月寥廓，万籁寂静，一行征鸿，几声橹响，上下呼应，蕴含着无限的诗情，可谓画中有诗。如古人的咏雪诗：“轻轻压叠向风加，襟袖谁能认六葩。高岫人迷千尺布，平林天与一般花。横空络绎云遗屑，扑浪翩翻蝶寄槎。公子樽前流远思，不知何处客程赊。”这首诗把漫天大雪，雪后难行写得有声有色，用现实形象加以夸张地描写，诗歌可以得心应手，绘画却难以描绘。 　　画上题诗书款，还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幅精美的山水画或花鸟画，让人较难猜透作者的心思或想表达的意境，但通过画上的题诗书款，人们就易领会作者的意图。宋徽宗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词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翳。”全图开合有序，诗弥补了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从而使北宋末年的绘画走向一个注重画外情韵的表现途径。 　　有的画中题诗书款，意在阐明画理，帮助读者理解画家的艺术风格，如元代画家倪瓒，为张以中画竹，画上题曰：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了以写胸中逸气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