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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与当代困境 摘要：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发生发展既受制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又受制于其自身包含的现代性困境，还受制于西方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这种状况使得建构一种适合于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中国美学”变得十分困难。中国传统美学自20世纪初王国维和鲁迅对其进行审美“主体性”的现代奠基以来，一直影响着后世100多年中国美学的发展。王国维和鲁迅对于传统美学的复杂的“批判”态度，虽在西方美学确立话语霸权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被推为座上宾的情况下得到缓解，却在后现代美学“反现代”、“反传统”的强势入侵下再一次得到张扬。鉴于此，今日中国美学的建设在方向上就不可能还是一种单一的“反传统”或“回归传统”，而要考虑诸多制约因素。 nbsp;nbsp;nbsp;nbsp;关键词：中国传统美学nbsp;nbsp;nbsp;中国现代美学nbsp;nbsp;nbsp;nbsp;美学现代性 nbsp;nbsp;nbsp;nbsp;中国传统美学自20世纪初转型以来，已经历了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从向西方学习，到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再到回到传统并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美学理论体系，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既有着自己的辉煌，同时也存在着困惑和不足。今天，中国美学究竟应该如何继续深化自己的理论建设，才能在21世纪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美学研究者面前的问题。 nbsp;nbsp;nbsp;nbsp;一、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困境 nbsp;nbsp;nbsp;nbsp;以“仁”为基石，以“礼”、“乐”为柱石、以“和”为拱心石的儒家哲学－美学扩展为“华夏美学”（李泽厚语），其解释有效性实基于古代农业社会的结构方式，虽在深层制约着中国人的心性结构，却也包含着现代性困境。一方面，“礼”、“乐”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机制和行为样式，它形塑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传承中华本位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以“和”为美的“礼乐”传统缺乏一种悲天悯人的悲剧意识和个体生存的在世关怀，不利于美的完善和塑造；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生命美学学派（姑且这样称呼）均以“心性”为中心诉求一种“礼”的人道主义和“乐”的自由主义，却忘却了这两位儒家传统文化的“哼哈二将”在经历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以后早已成了“难兄难弟”，难以再寄予厚望。与之不同的则是新时期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以及生态美学等的“实践”、“活动”与“和谐”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跨世纪联姻。当三家高擎“礼”、“乐”为传统美学的精神气质和心路历程时，其表达的至多也只是一种对传统美学的现代信仰姿态，背地里实际上早已暗渡陈仓——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了中国美学现代性进程中的座上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来临充当了“助产士”，却也同时扮演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直接“掘墓人”角色。西方现代美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移植与嫁接后，终因水土不服或血型不合而难成气候。中国传统美学这棵老树也发不出新芽，它在遭遇世界现代性的进程时已耗尽生命力。因此在总体上说，尽管今日中国美学姿态纷呈，妖娆迷人，实际上却似一个做了绝育手术的妇人，它开不出现代中国人的审美之花来，它与中国人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需求基本上是隔膜的，难以成为现代中国人的艺术和审美的代言人。 nbsp;nbsp;nbsp;nbsp;二、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及其历史进程 nbsp;nbsp;nbsp;nbsp;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应该说中国美学学人早已有所认识。这种认识始于王国维。王国维美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其为中国现代美学确立了审美主体性原则，由此标志这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发生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美学建设的开始。不是上帝或理念，不是天道或教化，而是人的生命、生存及实践活动才是美的本源。这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建设一以贯之的主旋律。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王国维通过引入西方美学的“崇高”精神，确立了中国现代美学审美主体性原则。在《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里，王国维借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壮美”这一“旧瓶”装进了西方美学的“崇高”精神这一nbsp;“新酒”。自此以后，中国现代美学由现实人生而审美境界，由审美境界而社会历史，成为一种内含主体感性力量与理性精神的二元张力结构，并通过鲁迅而成为制约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基本逻辑结构。 nbsp;nbsp;nbsp;nbsp;对“崇高”与“悲剧”问题的审理是将王国维视作中国美学奠基者的主要依据。“崇高”与“悲剧”原本属于西方近代美学范畴，王国维则将其移植进来，并结合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社会实际作了现代化的处理。王国维在引进西方这对范畴时，同时征用了中国古代美学源远流长的近似于西方“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