厩肥：明清江南农业经济核心.docVIP

厩肥：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的核心 从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而言，中国古代的农业经历了利用纯粹的天然土壤、对天然土壤施以一定的耕作技术和对土壤施以人工肥料并配合相应耕作技术的三个发展阶段。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的发展正处于肥料技术进步的阶段，肥料技术成为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有机肥作为这一时期肥料技术的重要代表已逐渐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早在八十年代，李伯重先生就从肥料的角度考察了明清江南农业的发展，认为水稻生产和桑树种植集约程度的提高正是通过肥料投入的增加而实现的[1]。近年，他又从作物播种总面积和单位面积作物施肥量两个方面，考察了明末至清中两百年中，江南用肥总量的变化，认为桑树用肥量增加的幅度最高，而水稻较低；并且桑树在全部作物用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增加，而水稻用肥量所占比重则在逐渐下降[2]。关于施肥量与产量的关系，闻大中先生曾经从当季水稻肥料的输入与当季水稻产量中肥料的输出两方面，考察了17世纪杭嘉湖地区单位水稻土壤中养分出入关系，认为这一地区正是通过合理施用有机肥来保持土壤养分的平衡[3]。笔者认为，明末以来江南的农业生产活动正是以肥料，尤其是厩肥为核心而展开的，具体以太湖南岸地区为中心，在考察了肥料的种类、制肥与施肥技术之后，分别对水稻生产与桑树种植中肥料的输出输入之间的数量关系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一、肥事——农业生产的重心 对于肥料的高度重视，明末湖州《沈氏农书·逐月事宜》中的记载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见表2—1)。其中，围绕肥料的事宜多达63项，占全年事宜的21％；如果扣除其中的日常生活事宜，则约占全部农事的24％。除了肥事之外，农业生产还包括粮食生产中的藏种、备种、播种、插秧、锄草、杀虫、收割、脱粒、打米，桑树种植中的除草、整枝、捉虫、打叶等环节；不同阶段对土地的翻耕和对作物的灌溉；修筑圩岸等农田水利建设；家庭副业生产；各种生产器具的添置和修理；以及劳动力的安排和供给等事项，在这一系列众多的农事活动中，竟然近四分之一的工作是围绕肥料展开的。肥事包括集肥、制肥和施肥几个方面。沈氏搜集肥料，既有罱泥、买粪、买牛壅磨路、籴豆泥、换灰粪以及租窖等直接途径，也有先以买糟、买枯叶、买羊草、勒叶等途径获得饲料，然后喂养牲畜而转换成厩肥等间接途径。 罱泥，即捞取河泥。太湖一带河网密布并富有水产，由于雨水挟带地表肥沃的细土、无机盐、污物、枯枝落叶等汇流到沟、湖、河、塘中沉积下来，加上水生动植物的遗体和排泄物等，因此河泥含有一定的养份。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年中除了四、五、六这三个农忙月份之外，其余时间农民都要罱泥。根据陈恒力先生的考察，这种情形在嘉、湖地区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并估计当时农民罱泥占整个劳动力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5]。 买肥，指到苏、杭等大城市和附近各镇等人口集中地去买人粪，到平望去买牛壅磨路，以及到附近各镇去租粪窖。磨路，是被牛足反复践踏过的碎草和土，并与牛粪尿混合在一起而成的一种堆肥，即贾思勰《齐民要术》卷首“杂说”中所谓的“踏粪”。湖州以北的吴江平望镇，早在明前期就已成为江南著名的米市，该镇“自弘治迄今，居民时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6]。“盖苏州枫桥为米船聚集之处，而平望亦不相亚。”[7]四乡汇集而来的稻谷均在本镇加工成精米，“储米之所曰栈，栈中有砻坊，有碓坊”[8]。碾米时以牛为动力带动石磨转动，因此人们便将碎草和土垫在牛经过的路上以制成磨路。市镇往往集中了一些诸如油坊、糟坊和砻坊等手工业作坊，一般都以牛为动力，牛粪磨路等往往被集中窖起。租窖就是到附近市镇租窖取粪。 农家饲养牲畜是获取厩肥的又一重要途径。太湖东南主要是湖州和苏州南部一带的农村饲养一种叫“湖羊”的优质绵羊，杂草和桑叶是湖羊主要饲料。盛夏时节，农家就要开始为湖羊过冬准备饲料，他们前往附近农村预“定枯桑叶”，到嘉兴的桐乡、崇德等县“买羊草”，将自家桑树上的所有残叶勒下留作饲料，还要远到嘉兴的桐乡、海宁等县购“买枯叶”。而“买糟”和“籴大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猪饲料，酒糟和大麦烧酒之后剩下的糟都是很好的猪饲料，“买糟四千斤，……计(得)酒六百斤……得糟四千斤，可养猪六口”[9]。“籴大麦四十担，……每石得酒二十斤，……(计)得糟二千斤，养猪甚利。”[10] 《沈氏农书》的上述记载大致反映了江南地区搜集肥料的基本方法，当然，各地根据本地经济活动的特点形成了一些巧妙的集肥方式。例如，早在明代弘治年问，吴江地区“每岁秋获之后，水田中多遗穗及鱼虾之类，绍兴人辄来养鸭，以千百为群，吴人呼为鸭客，富室借以空房一间，每五日抽分其一日之卵以灰盐腌之，可以致远，其鸭粪于田中，田又肥沃”[11]。“后皆土人畜之”[12]。可见，这种颇有些生态农业意味的集肥方法一直保留了下来。肥料的制作以沤制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