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docVIP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nbsp;nbsp;nbsp; 1、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别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标志，是重视对学术作现代学科的分类。传统学术的分类方法，是按经、史、子、集来分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四部之学。晚清西方学术思想大规模传入，当时先进的学人开始对传统学术重新整合与分类。王国维觉醒得最早，他比同时代其他学人更重视学术分类。他曾说，“现在的世界是分类的世界”。五四前后学术界提倡整理国故，方法之一，就是对传统学术作现代的分类，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但5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长时期学术分类变得模糊而不明晰。人们只知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几乎消匿了。当时存在的倾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代替社会科学，所以经济学只讲《资本论》，政治学只讲《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学和人类学，则根本不存在了。nbsp;nbsp; 　　重新反思和检讨50年代以后的学科建设，问题之一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加区分，因此很多学科没有建立起来。近20年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出版、研究和大学的学科分类逐渐明晰起来。然则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分别到底在哪里？nbsp;nbsp; 　　一般地说，社会科学应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等。我这样讲，也许有利于综合大学的学科建设。因为在大学的学科设置问题上，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是相当重要的，而过去却得不到重视。国外的大学，据我所知，是非常重视艺术史课程的。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可以补充并帮助人文从业人员的鉴赏力和同情性胸怀的形成。nbsp;nbsp; 　　有一种说法，认为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是从多样性、特殊性走向统一性，而人文科学则必须凸现其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我不能否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如果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以人为中心，那么比较起来，人文科学更贴近人，甚至可以说是研究人本身的学科。语言是思维工具，文学是人的幻想，历史是人的记忆，哲学是人的思维成果。因此研究人文科学的从业人员应该是最富人文精神的群落。nbsp;nbsp; 　nbsp;2、专家之学与通人之学问题nbsp;nbsp; 　　学术二字，重点是学，学是根本。晚清学者如严复，把学看成是“体”，将术看作是“用”，也是强调学的重要。说一个人学问不好——不学无术，这是很严厉的批评。如果说有学无术，倒是褒义的说法。最不好的是不学有术，简直是恶评了。nbsp;nbsp; 　　世间的学问是不同的，所以有各自不同的学科，但学后面的理与道，又是相同或相通的。通人之学，不仅能明其学，而且能通其道。传统学问讲求通，认为通与不通是为学的大问题。不通，指的是理与道的不通，同时也指自划畛域、不能打通不同的学术领域，不能把各种学问融为一体。nbsp;nbsp; 　　通人之学与专家之学的分别，在于专家之学是就某一领域而言的，它不一定打通各界，达到通识通学；但通人之学必须打通古今，联结中外。上一个百年，许多第一流的大学者都有通人之学的气象，如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所以，我认为20世纪的整体学问成就是很高的，是乾嘉以后的又一个高峰期。当然，现代学术的一个标志，是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密，不用说，这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但代价则是通学之士越来越少了。而为学开始阶段的博取与专精问题，是日后走向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的起点。这是任何一个以学问为职志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nbsp;nbsp; 　　3、借人讲话与借符号讲话问题nbsp;nbsp; 　　我是指学问的两种建构方式。当然学问的建构，有各种途径和方法，所谓借人讲话和借符号讲话，更多的是对人文学术写作方式的表述。哲学家，特别是那种纯哲学家，他们往往用符号讲话。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范畴、概念。西方这种学者比较多，因为西方有思辨的传统。中国学者纯用符号讲话的比较少，只有一些佛学经典，另外还有金岳霖，他的《知识论》、《论道》，可以看作是用符号讲话的代表。nbsp;nbsp; 　　史学家一般借人讲话。因为历史是人物的活动，离开人物的活动，就无所谓历史。我个人大体上是借人讲话。我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研究现代学术人物，无法不借人讲话。现在学术界有一些青年学人也愿意借符号讲话，但是由于准备不足而往往流于空疏。很急于说一大堆话来建构自己的体系，实际上体系并不因之而建立起来。这样的空疏之学，与其借符号讲话，还不如借人来讲话。nbsp;nbsp; 　　nbsp;4、古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