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19世纪中国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docVIP

从18—19世纪中国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史研究、特别是“康乾盛世”乃至19世纪中国社会研究，存在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似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和澄清。 一、“传统”与“近代” 18世纪出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也是发展到顶峰的“康乾盛世”。这一现象，留给人们一个隐含的想当然的印象：“康乾盛世”与中国社会的“传统”紧密相连，尽管发展到了顶峰，却是“传统社会”的顶峰，因而其发展趋向、特别是与“近代社会”西方列强相遇后的发展趋向势必由盛转衰。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似乎是无须思考的结论。 19世纪爆发了外国列强侵略中国、或者说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这一战争，留给人们一个肤浅的想当然的印象：中国原有的发展道路被阻绝了。就像一棵树，被生生拦腰砍断、插上了一把金属伞。于是，被砍断的那一斧、那一刻——鸦片战争，成了传统与近代的分水岭。本来，任何树冠都是树木长成的，任何近代化、包括西欧的近代化，都与其传统有着直接联系和亲子关系。但中国史上的“传统”与“近代”，却成了毫无内在关联、截然对立的“土”与“洋”。所有“土”的东西均代表落后，均属于传统的古代；所有“洋”的东西均代表先进，均属于新的近代。金属伞不是树冠，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多方求证、潜心研究的，或者实际是树木与金属伞的对立；或者实际是树木与金属伞的关联——树木如何在受到砍伐后自身肌体发生了反应，“长”（！）出了金属伞。 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研究较为彻底地突破了以西欧近代化作为标尺衡量各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西欧中心”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人们从理论上、情感上一致反对和批判“西欧中心”论、“外因决定”论。然而，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人们习惯于关于“传统”与“近代”无须思考的结论；习惯以西欧近代化作为标尺衡量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习惯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的学科分野。一些似新实旧的理论，如“对西方冲击回应”的“冲击——反应”模式、以西方现代化为模式探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现代化理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第三领域”、“增长”与“发展”、“边际效益递减”等，便继续影响人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做出合乎实际的认识与阐释，难于从历史渊源上理清和揭示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下面以对鸦片战争的认识为例。 人们受“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认为先进的西欧既已挥舞鸦片战争的巨斧，那么斩断中国古老朽木、即时插上金属伞便勿庸置疑。因为王朝统治的衰落和传统社会内部结构的长期稳定性，使中国成为缺乏历史演进活力动力、永恒不变的停滞性社会，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唤醒它、打破其“传统平衡”和“贫困循环”、使其古老文化受到彻底扫荡、从而得到解脱的决定性力量。连马克思也受到影响，他把中国视为“木乃伊”式的社会，在鸦片战后中国被迫放弃闭关锁国的形势下预言：“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 面对历史，人们有太多先入为主的印象。 人们以为欧洲一旦开始了工业革命，便自然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中心。历史的事实则是：当时多边贸易关系及世界范围内分工的全球经济中心，仍处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而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欧洲则处于边缘。尽管工业革命、产业化以及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的必然性，推动欧洲以从殖民地美洲攫取的白银开路，企图挤上以中国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列车、改变其格局、最终占据中心的位置。然遗憾的是，甚至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企图也不能说变成了现实。1852年，广州一位叫做米契尔的英国官员报告了中国的情况：“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他不无沮丧地说：“我们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2]米契尔所报当时中国的情况，长期以来被“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人们视为封闭落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典型。但正是以这种家庭工业为主要背景的中国，拥有无论从人均产值、收入、消费还是内外贸易均在当时世界上起主导作用、“最先进、最复杂”、最终非鸦片不足以搞垮的经济。如贡德·弗兰克所云：“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订！——亚洲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仍然是成功的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