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docVIP

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 nbsp;nbsp;nbsp;【英文标题】Conferment of Aristocratic Titles in Early Western Han asSeen in Bamboo Document“二年律令” 　 【 作 者】 【英文摘要】The system of conferring of aristocratic titles has been the area of the author.However,he has rarely touched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rights that accompanied a title due to the lack of relate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The bamboo document“二年律令”comes to provide us with some data,telling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vileges assigned to the receiver of an aristocratic title,and of a qing beside other such titl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dynasty. 【 正 文】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对秦王朝及西汉前期实行的赐爵制度的二十等爵的爵名与顺序有明确记载：“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对二十等爵的逐步形成过程以及秦和汉代赐爵制的异同与演变过程，笔者曾写过专文论述，详见《云梦秦简初探》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赐爵制度》及收入《秦汉史论集》中的《秦的赐爵制度试探》、《论汉代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二文。但是，《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并没有说汉代的被赐爵者有什么权益。因此，我们只能根据《汉书》的其他一些记载以及秦制与居延汉简等去推断汉代获爵者的一些权益。今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刊布（注：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为我们了解汉代的赐爵制度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其中有助于我们了解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汉前期还有“卿”这个爵名的残留，而且在二十等爵制的爵名之外；二是获爵者的权益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　关于汉代赐爵制度中“卿”、“卿侯”爵名问题 　　刘邦在起义过程中曾利用当时流行的赐爵制度给周勃、樊哙、曹参、灌婴、夏侯婴、傅宽等人赐爵，先后使用了“国大夫”、“列大夫”、“五大夫”、“上闻”、“执帛”、“执珪”、“封”、“重封”、“卿”、“列侯”等爵名。其中“上闻”爵，为魏文侯时的周爵名；“执帛”、“执珪”，为战国时的楚国爵名；“国大夫”即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六级爵“官大夫”的别名；“列大夫”为二十等爵中的第七级爵“公大夫”之别名；“封”与“重封”的爵名来自何国不详，而“五大夫”明显来自二十等爵制爵名；惟有西汉出现的“卿”的爵名，史注家均未作出解释，我意以为“卿”的爵名源自商鞅的《商君书·境内篇》，是商鞅变法时曾经使用过的爵名。这就是说，刘邦借用赐爵制以鼓励将士时，既能借用楚国、魏国爵名及周爵名，自然也能借用二十等爵的爵名及已不为二十等爵制使用的商鞅时的爵名。总之，刘邦实行的赐爵制，在爵名上并未尽依秦制，使用了不少非秦王朝的爵名，可以说是爵名的大杂烩时期。直到汉五年（前202年）五月刘邦统一了全国以后，大行封赏诸将士及“从军归者”时，才实行统一于秦王朝制定的二十等爵制爵名与爵秩。故《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中所载汉代赐爵制只有二十等爵的爵名与爵秩，而无其他爵名了。 　　然而，在《二年律令》中却多次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即《二年律令》除了有二十等爵制的爵名、爵秩，还在二十等爵名、爵秩之外多次出现“卿”、“卿侯”的爵名，发人深思！ 　　我们先看《二年律令》中的《户律》关于二十等爵制实名与爵秩的规定：“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310号简）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311号简），簪褭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不幸死者，令其后先（312号简）择田，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