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docVIP

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nbsp;nbsp;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隔一衣带水，自远古以来，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元朝建立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高丽王朝。元与高丽之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便是这种联系的很好的例证。 nbsp; 一 nbsp; nbsp;nbsp;nbsp;nbsp;《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鲜李朝（公元１３９２—１９１０年）时期流行的两种汉语教科书。一般认为，《老乞大》中的“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朴通事》中的“通事”是翻译的称呼［①ａ］，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译。两种书名可能暗示作者的身分，但其具体情况已不可考［②ａ］。 nbsp;nbsp;nbsp;nbsp;《老乞大》总共不到二万字，分上、下卷。此书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等，中间插入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朴通事》的字数约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宴会、买卖、农业、手工业、词讼、宗教、游艺、景物等多项内容。两书反映的是中国北方特别是都城的社会生活。从内容来看，两书显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经商指南的作用。著名学者杨联陞教授说：“《老》、《朴》两书的史料价值，非常之高。从史学看，有许多难得的关于元、明两代风俗事物的记载。从语学看，有很多珍贵的元末明初的口语史料。”［③ａ］这一评价是很恰当的，只是所说时代需稍加修正（见下文）。语言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两书的价值［①ｂ］，相比之下，史学界似乎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nbsp;nbsp;nbsp;nbsp;关于两书反映的时代还可以作一些讨论。 nbsp;nbsp;nbsp;nbsp;朝鲜李朝世宗五年（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１４２３年），为了便于“读者传写诵习”，政府令“铸字所印出”《老乞大》、《朴通事》等书［②ｂ］。这是官方文献中关于两书的首次记载。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八月，司译院在报告中明确说《老乞大》、《朴通事》是“译学”的教材，要“通事”背诵［③ｂ］。十六世纪初，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为《四声通解》一书作序，其中说：“夫始肆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④ｂ］。可见二书在李朝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这些记载也说明《老》、《朴》成书应在世宗五年（１４２３年）以前。 nbsp;nbsp;nbsp;nbsp;朝鲜李朝成宗十一年（明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年）十月，侍读官李昌臣向国王启奏道：“前者承命质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见《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处。’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成宗当即下令：“选其能汉语者删改《老乞大》、《朴通事》。”［⑤ｂ］这条记载说明：（一）《老》、《朴》二书的语言是“元朝时语，”两者成书应在元代。（二）十五世纪下半期便已开始对两书从语言角度进行修改。正是在十五世纪，李朝创制了“训民正音”，也就是谚文，“谚解”（用谚文翻译汉文书籍）事业便发展了起来。到了十六世纪，崔世珍编写了《朴通事谚解》和《老朴辑览》，后一篇是“汇二者要语而注解者”［⑥ｂ］，也就是《老》、《朴》两书的重要词汇注释。崔氏的《朴通事谚解》后佚。李朝肃宗三年（清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司译院正边暹、朴世华等根据《老朴辑览》重作《朴通事谚解》，此书序文说，“而以《辑览》及《单字解》附其后”［⑦ｂ］。又有《老乞大谚解》，成书情况不详。这两种《谚解》常见的是汉城《奎章阁丛书》本。本文论述即以此为据。但此本《朴通事谚解》后附的是《老乞大集览》（上、下）和《单字解》，而不是《辑览》。这是因为原来《老朴辑览》中与《朴通事》有关部分，已作为注文收入《朴通事谚解》一书中，剩下有关《老乞大》部分，自行成篇，便成了《老乞大集览》。序文所说以《辑览》附其后是不够准确的。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老》、《朴》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加工整理。现在《朴通事谚解》和《单字解》中，提到“新旧原本”（《奎章阁丛书》本第５３页），“旧本”、“今本”（第４４页），“两书旧本”、“新本”（第４０４页），便反映了两书变化的痕迹。 nbsp;nbsp;nbsp;nbsp;关于两书的写作年代，太田辰夫先生认为，“大致可以推想它们是在元代产生的”。但同一篇文章中又说：“仍可推测该书原本是在元代写成的，或是在去元代不远的明初，或比这再稍迟些。”［①ｃ］说法比较灵活。杨联陞先生认为，两书产生于“元、明时代”或“元末明初，”已见前述。朱德熙先生则“根据书中所记故实及典章制度”，断定是“元代的作品”［②ｃ］。我很同意朱先生的看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