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石武四郎日记中的陈寅恪..docVIP

仓石武四郎日记中的陈寅恪. 　一、仓石武四郎及其中国学研究成果 　　仓石武四郎（1897-1975）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尤其在战后以对汉语研究、汉语教育及辞典编纂的功绩而成为现代日本汉语研究的泰斗。他对现代汉语教育的贡献成为日本中国学发展的重要推进力和具体成果，1974年被授予日本朝日文化奖。但是，语言的工具性往往使人们忽视其学术史、思想史的意义。随着时年的推移，在日本，翻阅经典的《岩波中国语辞典》（岩波书店1963）虽然成为与中国交流的当然渠道，但在匆匆地寻找着中日词汇的对应义之际，人们已很少去注意到主编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在这种习以为常之中去体味仓石武四郎扬弃传统汉语训读法而使日本走上汉语学习康庄通衢的历史了。在中国，仓石武四郎的名字除了出现在《岩波日中辞典》（商务印书馆1986）上外，更是罕为人知，作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者，其影响之不及引进新知者，似乎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通例。 　　但日本汉语教育与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壮大，在中日两国交往史上的现代意义，却是无法回避的。理解和认识仓石武四郎这位在战后崛起的中国学研究前辈，其意义和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仓石武四郎于明治三十年（1897）出生在新潟县高田市，他的父亲仓石昌吉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学生，典型的书香门第使他从小就喜欢日本与中国的古籍。1921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毕业。同年，到中国江苏、浙江沿海进行考察，短期的中国之行使他对“训读”法与中国现代语之间的隔膜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因此成为他一生研究汉语教育、改革的契机。虽然在那一年他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的特选公费生，但一年之后即中途退学，于1922年进入当时日本中国学的中心——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在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日本中国学的奠基者指导下从事研究。　　1926年，他担任了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留学回国后，他继续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职，并兼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研究员。1939年，他以《段懋堂的音韵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40年，又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49-1958年，任东京大学专任教授。此后又担任日中学院院长等职。 　　自留学回国后，仓石武四郎即致力于汉语教育的改革，创立中国语学研究会（今中国语学会）、仓石中国语讲习会（日中学院前身），并通过《支那语教育的理论与实际》（1940）、《汉字的命运》（1952）、《中国语五十年》（1973）、《架起通往中国旳桥梁：仓石25年中国语教学总结》（1977）、《ことばと思惟と社会》（1981）、《汉字?日本语?中国语》（1982）等研究专著与《仓石中国语教本》、《岩波中国语辞典》（1963）等教材和工具书的编纂，深入汉语研究并推广汉语学习。 　　此外，作者的研究成就还表现在中国经学、文学等多重研究领域，其《尚书正义（校订本）》（1936）、《段懋堂的音韵学》（1941）、《中国文学史问题》（1957）、《中国文学史》（1956初版、1962再版）、《吴稚晖：中国的思想家》（1963）、《中国文学讲话》（1968）、《目录学》（1973）等著作都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与汉语教学的推广普及一致，仓石武四郎还以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中。1955年，他参加《现代中国文学全集》（15卷本）的编译，主编第14卷《短篇集?谢冰心篇》，1955-1958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中国文学部分的编写，1956年参加《东洋名著》的编写，主编《中国篇?中国文学名著》，同年任《变革时期的中国研究》的主编，1959-1961年任《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3卷本）总主编之一，并编译《历代诗选》（1961），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的编写，1965-1966年参加《世界文学小辞典》的编写，1968年参加《世界文学大系》中国文学的翻译，1970-1972年任《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60卷本）的总主编之一并具体编译第4卷《庄子》、第20卷《宋代词集》。他还是将鲁迅作品搬上日本大学讲堂的第一人。 　　从以上的历程和业绩可以看出，仓石武四郎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28-1930年留学回国之后开始的，近两年半的中国生活无疑对其后来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由于《述学斋日记》的出现而使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将仓石武四郎的留学生活放大开来。 　　二、仓石武四郎的留学生活与《述学斋日记》 　　1928年3月23日，仓石武四郎以日本文部省资助的在外研究人员身份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在规定的两年期满后，他又得到上野育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