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研究 投稿：夏蹲蹳.doc

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研究 投稿：夏蹲蹳 [摘 要]： 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可以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但是，保险立法例对于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的权利从多个角度附加限制，包括但不限于可争议事由、可争议期间以及保险人放弃权利等制度设计。保险法有关合同可争议的规范作为强行法，为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存在，更为限制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而存在。保险立法例因为所处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结构体系的差异，保险合同的可争议制度在规范内容和结构、可争议事由、可争议期间与弃权制度发生作用的空间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保险法》第16条对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已有体系化的规范安排，但在制度运行的基础和逻辑层面，尤其是有关可争议期间的制度，是否如同我国学者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借鉴吸收了普通法系的不可争议条款的立法经验，在比较研究后则多有不同的结论。 [关键词]： 解除合同；可争议事由；未如实告知；可争议期间；不可争议条款 一、引言 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是指保险人因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而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制度，具体包括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事由、期间及法律效果等的制度组合。[1]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本为私法自治的产物，首先体现为保险合同约定的可争议条款。所有的保险合同均是可以争议的，在保险业界，保险合同通常会约定超乎人们生活想象的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条款。世界范围内的保险立法，基于对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关注，普遍介入保险合同当事人拟定可争议条款的过程，限制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间遂成为常态，从而形成了保险法上特有的保险合同可争议规范。可争议规范的形成更多地反映并维系着社会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和期待利益。保险立法例上的可争议规范成为保险合同可争议制度的价值中枢。 我国《保险法》第16条为保险合同可争议规范的体系化规定。该条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保险人仅得以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重要事实为由，解除保险合同；前述解除权，仅能于可争议期间内行使；但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有解除合同的事由，或者超过可争议期间的，不得解除保险合同。《保险法》第16条相比较我国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在制度设计上更多地关注了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以多重限制进一步缩小了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间，这种制度体系的完备而产生的变化，为我国保险法理论和司法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二、保险合同的可争议条款：自治与强制 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自治空间十分广阔，这是由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的。保险合同为机会性法律行为，分散被保险人的危险为其目的和功能。但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仅以保险人合理评估风险并选择承担的危险为限。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危险情况的如实告知，对保险人评估风险有直接的影响，保险人决定承保以及确定保险费率，均以投保人告知的真实危险状况为基础。保险合同订立时还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状况最为了解，投保人“逆选择”的心理会助长其隐瞒保险人评估风险可能不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危险状况，增加了保险人承担责任的概率和风险成本。保险人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均会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可争议条款，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或不承担保险责任。约定可争议条款，与其说是合同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和私法自治的产物，不如说是保险人管控危险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因为保险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为其基本形式，可争议条款的约定更难以真实地反应被保险人的意思。“每个人都知道，合同的订立并不是关于合同条款的负责任的谈判协商的结果。”[2]这样，作为管控危险的工具被使用的可争议条款，过多地考量了保险人的利益而极少顾忌被保险人的利益，必首先受到保险制度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保险费和危险负担的“对价平衡”原则[3]的检视。 在这个层面上，世界范围内的保险立法例对于保险合同的可争议条款，始终施加着持续的关注和影响。保险立法例对可争议条款的审视，不在于应否给予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而是要确保保险人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间的合理性。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如实告知的，若其事实对保险人评估风险不产生影响，允许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对于被保险人而言，过于苛刻，这不符合诚实信用与对价平衡的原则。保险人能以什么样的事由争议保险合同的有效性，单纯指望保险公司在合同中加以限定，也是不现实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同法域的保险立法例，对于保险合同的可争议事由均有规定，以此限定保险人依照合同约定争议保险合同有效性的空间。保险立法例对于保险合同的可争议事由，从投保人告知义务的条件、[4]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主观过错[5]以及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重大性”[6]等不同方面作出规范，形成了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可争议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