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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体制选人才”更值得期待 　　 近期，四位高校校长先后履新国务院机构：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履新环保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赴任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侯建国履新科技部副部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任工信部副部长。这一系列人事调整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校长入阁”也随之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在论者中被较多提及的观点和看法有：本届政府重用学者型官员意图明显，校长入阁为干部队伍带来新鲜血液、源头活水，校长密集从政将有效改善政治生态，等等。这也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建设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另外，“在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经历结构方面，重视充实熟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干部。” 　　 其实，就党政体制本身而言，“校长入阁”并无特别之处。以上述四所大学为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均为教育部部属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隶属于中科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直属于工信部，四所高校校长均为副部级，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的任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他们在职务上从校长到部长、副部长，在职级上晋升一级为正部级，或保持副部级不变，都是很正常的工作调动、人事任免。历史地看，在我国新时期党政干部体系中，省（市、自治区）属高校与地方党政之间的干部交流是常见的，中央直属或部属高校研究机构主要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之间的职务交流也并非“校长入阁”这个单一方向，较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高校研究机构主要领导干部卸任后担任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如前面提及的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履新环保部部长，如同济大学原校长万钢卸任后履新科技部部长，又如著名物理学家、南京大学原校长蒋树声2006年卸任校长职务后，任民盟中央主席，并于2008年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 　　 二是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转任高校研究机构主要领导干部。如2004年7月，浙江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张曦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又如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在任职校长前，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其前任王生洪在任校长前也曾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三是在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和高校研究机构领导干部身份之间多次转换。如著名钢铁冶金专家徐匡迪，21世纪80年代末任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90年代初担任上海市领导职务，1995年担任上海市市长，卸任市长后又曾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又如武汉大学原校长顾海良，在武大任职前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等职，卸任校长后又先后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 　　 四是高校研究机构主要领导干部在担任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职务后，仍兼任高校研究机构领导职务。如著名医学家韩启德院士，在担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后，仍一直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陈奎元，在担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职务期间，仍一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我们看到，中央直属或部属高校研究机构主要领导干部与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之间的转换，从时间上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常有，而并非始于新近;从学科和工作领域上看，广泛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党政领导职务也涵盖了地方党政、国务院部门、人大、政协等领域;从身份、程序上看，均发生在党政领导干部序列内部。除高校校长外，《建设规划纲要》中提及的“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也均属于党政干部序列。总而言之，这都属于体制之内的自我轮换、自我循环、自我更新。而体制就其本身而言，仍然是一个封闭系统。 　　 这种封闭系统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计划经济时代的基本框架仍在，国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由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企业领军人物、行业精英也相应地同时具备（或能够通过晋升获得）党政领导干部身份。因此，这种体制内部的循环和更新，还是能够基本满足党和国家对干部人才需求的。 　　 今天，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日趋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新兴行业，如互联网、云计算、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生活社交、高端咨询服务、出版传媒等领域，都成为完全（或几乎完全）市场化的竞争性领域，民营经济成为主流，民营企业家和从业者成为领军人物、行业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