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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婴儿性别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出生婴儿性别逆向选择问题。虽然男孩、女孩都被父母视为“生育性财产”，但由于男孩、女孩为父母提供的效用不同，男孩被视为“共同性财产”，女孩被视为“分离性财产”，正是这样一种财产观念导致父母对男孩需求强烈，对女孩需求减少，从而出现了出生婴儿性别逆向选择问题。 nbsp;　　1.引言 nbsp;　　在中国历史上就有对生男孩偏好的倾向。“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观念长期积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甚至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几千年来，由于可以自由生育，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生育男孩的偏好大多可以得到满足。从七十年代起，中国开始实行大规模的“计划生育”运动，在生育率急速下降的同时，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超出了103-107的正常范围，呈现偏高的趋势：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1981年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47，1987年2‰生育节育调查给出的1987年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1，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0%汇总资料给出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3.8，1995年1%人口调查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7.4。 nbsp;　　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增高的反常现象，引起了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之，国内外学术界由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出现了大批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主要研究成果有： nbsp;　　(1)出生婴儿性别比数据的分析，如《对中国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分析与思考》。（注：乔晓春，《人口与经济》1992年第2期，第21页。） nbsp;　　(2)出生婴儿性别的跨地区，跨国比较研究，如《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和韩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分析》，（注：顾宝昌、罗伊，《人口研究》1996年第5期，第1页。）该文详细论述了出生性别比失调现象： nbsp;　　这种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探讨的深化。 nbsp;　　(3)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理论理解。如 nbsp;　　①《近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理论解释》，（注：穆光宗，《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1期，第48页。）该文认为“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许看作‘生育选择空间狭小’和‘偏男生育意愿’过于强烈相互冲突和挤压的结果”。 nbsp;　　②《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注：穆光宗、陈俊杰，《人口研究》1996年第3期，第25页。）该文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有关生育需求层次结构的理论假说。 nbsp;　　所有这些研究都有很高的启发性，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路和理论基础。但在国内对中国性别比的研究中，还没有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尝试，这也正是本文立论的初衷。受西方新家庭经济理论的启发，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出生婴儿性别选择的问题并力图构造出一个对出生婴儿性别选择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人口经济理论模型。 nbsp;　　2.导致出生婴儿性别偏好产生的财产观念 nbsp;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好的存在有着它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一般来说，社会由家庭构成，而家庭本质上是父权制的。父权制的存在造成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女性的从属地位。由此形成了出生婴儿性别偏好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第一，父系单性继嗣制度的存在，在这种制度下，儿子对于家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第二，女儿外嫁，从夫而居的婚姻制度。女儿到了一定年龄后出家，这对父母来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损失。从这两种制度中，我们便不难看出男孩对女孩的优势，也正是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使中国社会中的父母产生了对男孩、女孩不同的财产观念。 nbsp;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孩子是父母通过生育而获得的家庭产品，孩子被父母视为“生育性财产”。这种财产一旦转化为生产性资本，便给父母带来一定量的收益。 nbsp;　　“孩子收益”是指孩子要给父母带来的金钱、物品、服务、担保、快乐以及荣誉等等。 nbsp;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可以通过有形或者事务性的付出为父母带来这种收益，但男孩和女孩给父母提供的收益是有差别的。从主观上讲，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态度，看法是不一致的。父母一般认为男孩所提供的收益大于女孩提供的收益，即男孩的价值大于女孩的价值。因而父母视男孩为“共同性财产”，视女孩为“分离性财产”。 nbsp;　　作为“共同性财产”，男孩通过劳动，继承父姓等一系列行动不仅给父母带来多种消费效用，并且创造出新的财产收益。同时男孩也被父母视为自身生命、财产的延续和希望所在。男孩与父母在时间上呈现出连续性，在空间上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从法理角度上讲，父母一旦把男孩确定为“共同性财产”，父母便对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