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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线索：孤品《游春图》的当代价值 修复前的《游春图》 修复过程中的《游春图》（背面） 修复后的《游春图》 疑义 　　张伯驹回购《游春图》，可以看作这幅古老名画一段新生命的开始，历史与未来相通之后，不同的判断线索让这幅画的命运走向了迥异的方向。 　　格外吸引人的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明确质疑声。 　　较早对这幅画提出疑问的是沈从文。1946年夏天，他随北大从昆明回到北平，听说溥仪伪皇宫中散失的《游春图》流落到了琉璃厂的古董店玉池山房里。沈从文借着北大拟拨款筹建博物馆的机会，前后六次去看了这幅不轻易示人的名画。一年后张伯驹将其买下，又应北大邀请公开展览了两次，沈得以细细观之。他在《读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回忆道：“我觉得年代似有问题，讨价又过高，未能成交。我的印象是这画虽不失为一件佳作，可是男子的衣着，女人的坐式，都可说有问题，未必出于展子虔手笔。” 　　沈从文试图从后人画录中对展子虔的记载寻找线索。“看看叙录中展子虔作过些什么画，长处是什么，《游春图》和他有无关系。可能因为这种分析综合，可以得到一点新的认识;也可能结果什么都得不到……却希望给同好一种抛砖引玉新的鉴定工作的启发，我相信一部完善的中国美术史，是需要有许多人那么从各种角度注意提供不同意见，才会取得比较全面可信证据并相对年代的。”最终他认为这幅画是展子虔真迹的证据并不足够。 　　1978年，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游春图》年代探讨的文章，从画中人物服饰和建筑风格进行考究，认为这幅作品可能是北宋宫廷画师的摹本，给沈从文当时的猜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游春图》是一幅山水画，如果仅仅从山水画的风格特点上来分析，目前可资比较的只有敦煌石窟中的一些隋代壁画。但二者除了地域上的悬隔之外，壁画与绢素画的差别也很大，因此很难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如果从画中所表现出的人物服饰和建筑物的特点来分析，则较易达到目的。因为前代人不能穿后代人的衣冠，不能住后代形式的房子，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傅熹年于是从人物的幞头、建筑的斗?怼?鸱尾和兽头四个方面做了比较。 原故宫文保科技部书画装裱科科长徐建华 　　《游春图》中人物所戴幞头，巾子直立，不分瓣，脑后二脚纤长，微弯，斜翘向外。根据唐宋共四种文献中对幞头形制的描述，对照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大量唐墓壁画和唐俑中所反映的巾子形象，可以看出从唐贞观年间至晚唐及五代，幞头上的巾子形状逐渐从小而圆锐演变成前倾或后仰的样貌，由此推测，隋代的幞头应更为低平，这就与《游春图》中巾子高而直立的样子不相符。 　　《游春图》的右上角画有一座殿宇，正中是一座重檐歇山屋顶的正殿，下檐面阔三间，四根柱上皆有斗?怼８?据现有材料看，隋至唐末近300年间，斗?淼淖龇ù笾驴煞殖扇?个不同的阶段，《游春图》的斗?硖氐愫偷谌?个阶段的做法相同，因此它的时代不应早于晚唐。 　　在图中的殿宇上，正殿和门在屋顶正脊两端都用了鸱尾。鸱尾是传说中一种海生动物的尾，背上有两道突起的鳍。根据不同时代鸱尾的变化，《游春图》中的鸱尾与北魏至唐中期的特点不合，而与《宋会要辑稿》和宋李诫《营造法式》中所载情况一致，具有典型的北宋鸱尾特征。因此，《游春图》的创作上限恐难超过北宋。 　　最后是屋顶的兽头。据现有资料所知，要到北宋时，建筑才有张口扬鼻双角前翘并分开的兽头样式出现，从南北朝至唐前期，屋顶上多为陶片表面塑出张口的兽面，屋脊最上一层简瓦末端装一瓦当，伸出于陶板顶上，略有上翘。《游春图》中所绘兽头有分开的两角，更像是北宋时代的建筑风格，因此它的创作年代上限很难早于北宋初或五代末年。 　　由此，傅熹年得出结论，这幅《游春图》的具体绘制年代不会早于北宋，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展子虔本人的真迹了。尽管官方并没有彻底颠覆这幅古画的出身，但学界显然已把傅熹年的结论当成一种共识，至今对这幅画真伪的研究也再没超过傅熹年当年的这篇文章。 　　但如何理解该图隔水上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展子虔游春图”呢？历来这一线索被当成展子虔真迹的最有力证据。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告诉本刊记者，古人对于书画真迹的评判标准与我们有显著的不同。“我们所说的真和假，一般是指是否为作者的亲笔，但对于唐宋时期的人并不是这样，当时的人在评论流传很久的古书画时，往往把一些有根据的传摹品也划入真的范围。”古书画由于自然和人为的损坏，能流传下来的原作很少，那时满足更多人需求的办法是摹拓或复制。所以古代名画名书往往有多种摹本流传于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兰亭序》。“它的性质就相当于今天的高级印刷品。尽管宋徽宗作了题识，但并不是说他认定这就是展子虔的原作，而应是他认为描摹得非常逼真的仿制品，作画的人应该就是当时技艺高超的宫廷画师。”至于画作中出现了与隋制不符的社会面貌，余辉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原作遭到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