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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定都哲学长安还是洛阳 　　关于长安和洛阳哪个更适合做首都， 　　古代知识分子的看法是：长安有山河之固，适合应付变乱; 　　洛阳有中土之美，适合德化天下。换成现代的语言， 　　就是如果你担心变乱， 　　最好还是定在关中比较安全; 　　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变乱，那就定都洛阳 　　长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响所及，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长安”来指代北京城。选择长安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明显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军事关塞而言，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就地理而言，长安有一个安全的地形。 　　当然，洛阳在唐朝中后期的崛起也有赖于它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只是，这两座城市双双在唐朝末年衰落，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也随之戛然而止。 　　 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是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宇文泰走投无路，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东向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份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 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他离开了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就是为了更好地荒淫无耻。但这个说法难以让人相信，隋炀帝所作所为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并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向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其中真正的问题就在洛阳和陕州中间这段路上。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欠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当然，长安还是首都。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永淳元年那次，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沿途倒下了许多饿殍。于是，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 　　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往方便。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洛阳作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确定。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洛阳也在武则天手里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辉煌日子。 　　 两都的末日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按理说，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义正言辞的。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韦后则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据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