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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中国商会兴衰（中） 　　随着中国“海盗”的崛起，以及美洲高产作物和日本、美洲白银的涌入，1520年前后，华北经济开始腾飞，巩固了北部边防和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也使明朝经济摆脱了宋朝经济的南北失衡局面，随之而来的便是合法商会的出现――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盐帮”。 　　明朝盐商的衰落 　　与历代一样，明朝起初也对盐业实施国营垄断，但缺乏效率。1370年，为了解决北方边境驻军物资匮乏的难题，朱元璋被迫将盐业向私人资本放开，允许为长城沿线明军运输粮食的华北商人买卖食盐，即“盐引改革”。但由于经济萧条，起初毫无成效，盐商经常亏损。由于后勤不得力，明军在与蒙古的战争中一再遭到惨败，就连明英宗都在土木堡之战中被俘，北京也几乎陷落。至1509年，多达46万多引盐无法兑现。 　　但到了1517年，由于明武宗巡游山西，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盐业突然兴旺，商人抢盐都抢不到。从此，山西盐商中不断涌现出巨富。据嘉靖时期的权臣严世藩统计，当时中国富商资产超过50万两白银的有17人，其中5家都是盐商。 　　按照明朝政府的《纲运制》，盐商要组织成“盐纲”，内部选举出“总商”，由总商代表所有盐商与政府协商盐业事务。这是一种典型的商会，它的规模和影响虽然不及沿海的“海盗”商会，但具有合法的地位，因此更为稳定长久。 　　于是，山西盐商持续扩张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发展金融服务业，投资科举，涌现出了重臣王崇古和张四维。作为来自资产阶级的官员，王崇古和张四维等家族在明末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商合一集团，多代成员相互通婚，渐有官商合一的趋势，显示了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 　　山西盐业、金融业的腾飞与海外高产农产品、白银的涌入，大大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使明朝人口迅速超过1亿大关，进而又逼近2亿大关。不过，这也导致明朝经济对外国的依赖度提高，不再自给自足。 　　山西盐业、金融业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明朝面临着蒙古的巨大军事压力。一旦明蒙和好或蒙古衰落，明朝政府对山西商人的重视就会烟消云散。王崇古和张四维作为山西商人的政治代言人，力主明朝与蒙古阿勒坦汗（俺答）讲和，短期内固然使山西商人收获了边境贸易的丰厚利润，却导致山西盐商的长期衰落，可谓鼠目寸光之举。对明朝经济影响更大的，是此时的欧洲和日本局势。 　　明朝经济毁于通货紧缩 　　16世纪末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令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衰落，无力购买中国水银，美洲白银生产逐渐萎缩。与此同时，日本石见银山的产量却越来越大，占到全球白银产量的1/3。当时正逢日本的“战国时代”，拥有石见银山的诸侯毛利辉元野心勃勃，与日本最大的军阀织田信长争夺日本霸权。为了击败毛利辉元，织田信长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装甲舰，击败毛利家族的海军，命大将羽柴秀吉（即丰臣秀吉）入侵毛利辉元领地高松城，但屡攻不下，织田信长于是又派另一大将明智光秀去援助丰臣秀吉。急于立功的丰臣秀吉放水淹高松城，毛利辉元情急之下，利用其冠绝日本的经济实力大搞反间活动，导致织田系内乱不断，明智光秀倒戈发动“本能寺之变”，迫使织田信长自杀。丰臣秀吉闻讯后急于乘机回师夺权，连忙与毛利辉元化干戈为玉帛，两家联姻。 　　依靠毛利辉元的经济支持，丰臣秀吉在此后8年扫平群雄，统一日本。这时，石见银山的产量达到历史顶点，富甲天下的丰臣秀吉志得意满，决定出兵海外，征服朝鲜、中国、印度、西班牙等国，统一全球。侵朝日军共20万人，分9个军，毛利辉元任第7军军长，因其经济实力最强，第7军多达3万之众，在侵朝日军中规模最大，号称主力。然而，第7军成员多为富有的“银老板”，普遍贪生怕死，毛利辉元又不善用兵，刚刚登陆便被朝鲜民兵杀得落荒而逃，被迫退回日本。 　　丰臣秀吉死后，毛利辉元与德川家康争夺日本统治权，被诸侯奉为“西军总大将”。但他优柔寡断，在1600年的关原决战中不敢亲临前线指挥，只象征性地派了1万部队，又不让他们参战，使西军葬送了大好局面。战败的毛利辉元为了保命，将石见银山送给德川家康，德川家康便将石见银山划为自己的直辖领地，打下了日后德川幕府统治日本三百年的经济基础，毛利家族则从此一蹶不振。之后，石见银山的产量大幅萎缩，日本对国际商人的吸引力随之迅速消失。眼看外贸无利可图，甚至变得弊大于利，德川幕府效法明朝，自1633年起多次下达“锁国令”，至1639年停止了一切外贸。 　　见过毛利辉元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都说他谦逊文雅，不像其他的日本军阀，并未犯下什么侵略罪行等等。军队统帅得到敌人如此评价，实在可悲。其实，身为世界首富，毛利辉元的一生成败在中世纪极具代表性。 　　中世纪资产阶级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热衷于开历史倒车，总想设法融入地主阶级，欧洲的美第奇家族和富格尔家族如此，中国的海商、盐商也是如此，把大部分财富用来购买田宅、参加科举考试和巴结官府；二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