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群众动员的治理价值文档.docVIP

重拾群众动员的治理价值 中国共产党从早期革命年代逐渐锻炼形成了建立在情感与说服基础上进行群众动员的技巧，使之服务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并在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初步形成了动员式治理为主导的施政风格。通过发动群众，中共有效地弥补了自身在物质资源和专业力量上的不足，为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在革命实践中，中共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论述，成为“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根本的组织路线”，并在七大载入党章。 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之后，中共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内经济建设家底和建国初期严峻的外部威胁，继续发挥其善于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政治优势，通过发动群众巩固政权、恢复经济、改造社会面貌，取得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但是，从大跃进时期开始，群众动员被过度运用到赶超式的大规模国家建设之中，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酿成恶劣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一方面通过单位制、街居制、人民公社制度有效地建立起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建立了发动群众办大事的体制基础，另一方面科层制管理趋势难以避免地日渐强化，治理风格中强制命令的成分增加，但制度化程度又不高，从而形成动员式治理与科层制管理交织起伏的“运动治国”特点。这一时期，由于在意识形态宣传上高度强调群众路线，也有助于党能够在造成治国理政发生严重失误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其执政正当性。 进入改革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中心任务。在对前30年群众性政治运动经验教训深入反省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群众路线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同时，彻底放弃了以“发动群众”方式来进行国家建设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做法，仅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领域有限地保留了“发动群众”这一宣传口号。 在施政举措和治理风格上，中共转向以专业化、正规化、制度化的科层制管理为主导，并随着物质能力的提升越来越习惯以市场化手段处理某些公共问题。尽管党仍试图保持其社会动员能力，但在实践之中，动员日趋口号化、仪式化，动员的对象也逐渐从“群众”转化为“各方社会力量”，显示了动员重点从强调群众的主体地位、主动性、积极性，转向人财物资源的集中。 由于群众路线失去其实践层面的支撑，其传统宣传表述模式日渐苍白无力、脱离现实，意识形态的宣传价值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大为弱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市场化转型带来的社会急剧变迁和社会集团分化重组过程中，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瓦解，党的理论话语、传统意识形态受到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巨大冲击。1990年代以后频繁出现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与各地方党政机构在处置群体性事件和群众上访问题中对强制手段的过分倚重相互激荡升级，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进而威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官方话语论述从2007年开始逐渐提出“以人为本、坚持和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和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这样的新表述，试图重拾群众路线的传统，维护党的领导。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总结了“八个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报告明确提出“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通过梳理三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从实践到意识形态的变动脉络，我们可以发现，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基本前提，也是将中国共产党与西式代议民主制度下的一般政党和政治团体区分开来的核心特征。由于群众动员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也是一种政治合法化机制，它的衰落不可避免地对党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构成实质性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传统本身是为了适应革命环境的变化，主动选择和锻炼的结果。群众动员被不恰当的滥用和被放弃，与领导人、党员干部的个人意志、行事风格有着紧密的关联。与更为依赖客观条件和物质资源的强制、交换两种手段相比，动员手段的运用首先是个主观意愿问题。以情感和说服为基础的动员手段最擅长解决的也是人的观念、动机问题。我们可以说，动员传统能不能恢复，首先取决于领导人想不想继续采用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取决于党内是否有这样的思想共识。我们从官方话语变化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意愿是存在的。 比想不想更难以解决的是客观上能不能，动员手段与（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而产生的）党的组织体系内在的科层化趋势之间的矛盾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实践证明，通过经常性的整党整风运动来加强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难以持续的。尤其在非危急环境下，个体特性差异可以轻易抵消党性修养所能维系的价值共识。集团规模扩大会带来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奥尔森所言“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中国共